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原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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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原句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意思就是：人本来都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这句话说明：人终究免不了一死，但死的价值不同，为了人民正义的事业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而那些自私自利，损人利已的人之死就比鸿毛还轻。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以极其激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



《报任安书》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回信。作者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饱满的感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第一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第二段，说明自己因受宫刑，已不属士大夫之列，难以参预朝议。第三段，陈明自己惨遭宫刑的原因。第四段，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第五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第六段，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馀生的看法。全文结构严谨，层次井然，前后照应；说理和叙事融为一体，清晰透辟；语言丰富而生动，句子或长或短，以排比、对偶句穿插其间，使文章更富于感情色彩。文章发语酸楚沉痛，笔端饱含感情，不仅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任安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刘据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十二月就要行刑。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罪，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司马迁写了这封长信给任安。

关于《报任安书》的创作时间，近代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认为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马迁五十三岁。自王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司马迁的《年谱》信从这种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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