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雷雨》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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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带给我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雷雨》作为一则剧本，在没有被搬上舞台

之前，它仅仅是躺在书桌上的。所以以下的一些理解事实上是针对剧本本身而言的。

撇开对剧中人物的分析不说，先从王先霈先生提出的三点鉴赏戏剧文学的技巧之角度来看，谈谈个人的理解。一是系结与解结，戏剧中冲突是一大关键，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作者设置和解决矛盾便是系结与解结。《雷雨》的四幕剧中，鲁贵父女间的对话，四凤同繁漪、周冲、周萍乃至周朴园同鲁侍萍间的一些交锋等等，始终在引导着读者一步步深入到故事的重重矛盾漩涡中去，而利用对外部天气状况的描绘（闷热的暴雨来临前夕，远远传来的隐雷，青蓝色划破天际的闪电等），又为情节的行进营造了气氛（造势），令人亦从天气的变化中嗅出一丝不安的气息。

二是巧合，什么叫做“无巧不成书”，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很多时候便是由许许多多的“巧合”交织而成的。拿《雷雨》来说，周鲁两家三十年前后的纠结看似是多么巧合，就像鲁侍萍说的“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么？熬过这几十年偏偏又把我这个可怜的孩子，放回到他——他的家里？哦，好不公平的天哪！”，然则我们读来非但不会觉得那是无稽之谈，反而也能发出侍萍那般的感叹。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悲剧时，“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三十年前的纠缠延续到第二代人身上的巧合，恰好是于事未必有，于情于理必然有的。这里，事件的


客观真实性要求已让位于出于情节叙述的必要性以及更好突出人物个性的需要。同时，如果站在那样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看，谁能说在历史必然性洪流中，那些小如泥沙的个体巧合是荒谬的呢？

第三是悲剧性与喜剧性的融合，《雷雨》这部戏中鲁贵便是喜剧因素的代表。在作者的笔下，善于审时度势谄媚逢迎，胆子不大却又不肯吃亏是其典型心理性格。尤其是第三幕中作者对饭后醉态坐着的鲁贵的描绘，不禁让人联想起欧洲某时期资本家的形象（虽然他是个穷人）：脑满肠肥，爱发牢骚，视金钱如上帝。而面对持枪的鲁大海，其前后鲜明的表现又像极了《变色龙》里的奥楚蔑洛夫。沉闷的氛围下有这么一个喜剧人物，真也有热天喝汽水那般的畅快感受。 之后就来简单谈谈人物，将《雷雨》定位成悲剧是没有疑义的。悲剧中有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等（当然只是提供一种分类的依据，并不绝对）。《雷雨》或是更属于上述几类的一种有机组合。而作为悲剧，诚如曹禺自己所说“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鲁迅“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废墟之上，升腾起悲悯之花。人物最终的命运看似是天意所为，然而正如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一样，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的归宿。

所以不妨也斗胆分析下繁漪这一人物。这个女人就像作者自己说的，比较“真切”、“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疯”


是对这类在特定环境下想要自由却不得转而走向另一极端的人物的艺术处理。在旧式家庭里，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的女性成为异类并不奇怪，那当然又是涉及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类情况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衡量艺术作品优秀与否的其中一条便是特征的重要程度与否。所以我认为站在当今的立场上来看待繁漪这一人物时，仅仅从前面所说的“旧式家庭”那样的历史角度来看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即人学，对人性的探索是永恒的，在感喟繁漪这类女子的悲剧结局时，除了悲悯，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繁漪反照的或许就是我们自己，抑或是说在遇到有形或无形的束缚时，现实中的我们是否能比繁漪做得更好？不仅仅是繁漪，周萍、四凤、周冲、周朴园、侍萍乃至鲁贵，这些人物性格上的缺陷是否也或多或少地折射出现实中我们的卑微与无奈？反观自身，作品或许能带给人更多的思考。

记得美学老师曾说到过“悲剧的核心是爱”，“爱”既是连接剧中人物错综复杂关系的纽带（爱的缺失与追寻，或因爱生恨，由恨转爱），又是作者所传达的普世情怀。鲍尔吉.原野有云：“当书的最后一页翻完之后，犹如看到一队人马绝尘而去，但不带你，把你孤零零地留在漫长的时间里。”我想，伤感是大可不必的，人事虽逝，但爱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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