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乎于情的止乎于礼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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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乎于情的诗歌创作

——论情志在古诗创作中的重要性

歌以咏志，文章即是个人内心情感志趣的抒发。虽有云：“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虽言有不足，但由此也不难看出，人的行为活动无外乎就是内心的一个“情”字的抒发，《乐记》中也曾提出“凡音之起，有人心也„„”，无论形式怎样，人的各种行为都是内心情感的表达。而诗歌无疑也是人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在体现，围绕“情”这个核心，我们的诗歌才能拥有自身的灵魂。失去了这个核心，无论辞藻多么华美，也只不过是一具美丽的皮囊罢了。

早在先秦时期的《尚书·尧典》中就提出：“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虽不同的人对其中的“志”有不同的看法，朱自清人为“志”为志向怀抱，周作人则认为“言志”即为言情。但统观其观点，无外乎就是“发心声以文字，即为诗”，心声即作者内心的一种情感，内心世界的一种表达，可见，早在诗歌创作的初期，作家就已经意识到“情”在诗歌中的重要性。 然而到了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对于诗歌的创作又有了新的看法。

儒家学派的大家孔子曾做出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诗歌创作理论上，强调作者的态度和创作动机。程伊川说：“思无邪者，诚也。”也就是说要“修辞立其诚”，要求表现真性情，也就是诗人要有真性情。“情”是整个诗文的核心。二是从思想上说，“思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诚，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也曾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这里要说，孔子认为这句诗可以包括全部《诗经》意义。邪和正，必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仁”。冯友兰先生也曾说，这个标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叫，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要加一个“非礼勿思”。孔子对于诗，进一步提出了要止乎于礼的观点，但这种礼无非就是对情志的一种规范，也没有否定情志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情还是诗歌的核心，作为儒家学派代表


孔子，正是意识到了情志在诗歌中的重要性，而从诗歌为政治服务的角度出发，提出规范情感，可见，情志对整个诗歌的灵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提出：“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孟子认为必须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到的品格，即礼的要求。而这种观点也是对孔子的一种继承，孟子也强调人的精神品格，即人的情志要美，只有情志美才能使文辞美。

如果说儒家学派对于诗歌的情志的重要性稍有模糊，那么汉代的《毛诗序》便是正式强调“情志”作用的一家。《毛诗序》中明确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毛诗序》出于汉儒之手，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融洽的，因而“诗言志”正逐渐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而被经学化。不仅如此，《毛诗序》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比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表述，在这里“志”与“情”的关系与内涵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毛诗序》认为它们是可以统一的。抒情之说，早先主要用在乐论之中，序文关于抒情观点的表述可以说袭自《荀子·乐论》或《礼记·乐记》。可知，序文的诗论中还留着许多乐论的因素，是因为它仍然是基于诗与乐的紧密相关性来认识诗的本质的。正因如此，《毛诗序》才汲取了乐论中的抒情说作为先秦以来言志说的必要补充。如果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个发展史，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补充是多么有意义。孔颖达也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情与志是统一的，情志的统一构成了整个诗歌的核心，即诗歌的灵魂，诗以言志，有怎样的性情，便决定了有怎样的诗歌。

《毛诗序》是对儒家的一种继承，其本身也强调“发乎于情，止乎于礼”，情志的统一也必须合乎礼的规范，本身也具有保守性。那么西晋的陆机无疑是对这种保守的突破，提出“诗缘情而萎靡”的说法。所谓“诗缘情”


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情感的。表现出一种文学的自觉性。同时，较少了诗歌抒情的“止乎礼”的束缚。“缘情”无疑是对诗歌的一种解放，其中的观点也是十分鲜明的。诗歌是情感志趣的一种抒发，缘情而作，才能使之有更为广阔的天地。

纵观历史，情志在诗歌的创作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文以质实，然后才能文质彬彬。情感便是诗歌的这根脊梁柱，失去了这种核心的作用，诗便是空言万物的美丽皮囊。树有根，才能言花，而情志无疑便是诗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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