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旗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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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旗袍里繁花似锦的梦，其实已经离得十分遥远了。历史隔了千重山万重水，人们对旗袍的记忆在恍惚中跳跃不定，总也不若对柔情似水的西湖那样明晰清透。

西湖的水多少年前就是冷的，湖边的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多少个历史空间的往复来往复去，她也不曾撼动过一分。旗袍的温度却已然从滚烫褪向了冰冷。想三十年代多少的人，六月翻箱倒柜地在自家院子里进行一场热闹辉煌的晒衣服盛宴，阳光总是好到滚烫的罢。樟脑丸的气息迷蒙在空气里，被热度消散成妥帖与宁静。织金刺绣在暗夜里泛了黄，盘扣的结在沉淀中交织成亘古不变的结局。

旗袍的时代，是短暂而绚烂的。不若西湖的岁月静好，她在风云变幻里得到的同样是跌宕起伏，如此跌跌撞撞，就如她在形式上的变幻莫测。但旗袍的美与西湖的美又有着高度的契合点，她们给予世人同样的女性审美。大文人苏轼评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旗袍的美恰好就在“相宜”这一点上。在传统服饰繁缛细节被递减的过程中，其中精工细作和追求意境韵味的要求却被保留下来。而成熟的旗袍在西式审美观的影响下又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女性的曲线美。在含蓄的曲线造型中开的窄下摆，走起路来恰如凌波微步，不似西方裙摆的惊涛骇浪。有人形容旗袍就像中国四壁森严的庄园，而“衩”就是宅院的墙。这个有趣的比喻生动地描述出了旗袍颓自在“自守”中又不自觉地散发着含而不露，露而不妖的风情。传统文化中对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追求由骨子里侵润进了服饰改革。

旗袍的韵外之致是多样的，一个时代对服装空前的重视使几千年的文化审美杂糅成五彩斑斓的万花筒。材质的千变万化，色彩的匠心独运和纹样的丰富多姿使得旗袍或错彩镂金的华丽雍容，或出发芙蓉的平淡可爱。而旗袍在我们记忆里总是镀了一层金粉，旧的、安详的、快乐的，历史的洪流过去了，旗袍的魅力也在交错中沉淀出无数的感伤想象。

旗袍厚重的文化源于满族女性传统服装，具有悠久的历史。现代意义的旗袍，在上世纪初吸收了西洋服饰的样式经过不断的融合和改进定型的。在1929年被中华民国政府确定为国家礼服之一，成为中国妇女服饰历史中唯一被定位为国服的服饰。之后很快由盛行的十里洋场上海风靡全国各地。

混乱的民国初年是天真轻快的女学生。服饰的变迁总是与时代密切相关。二十世纪的人们被动接受“共和、宪政、总统、洋派、摩登” 这些新名词。铁路的便利改变了以往穿着宽大服饰的习俗，冲击了国民对服装的审美。女子在开朗的风气里跟着男子剪辫、放足，藩篱就如单剩下一条极窄的边的阔滚条。意识形态的惘惘然连带着民众对穿衣打扮也是雾里看花。什么都是乱的、驳杂的。但即使人们在纷繁的动乱里穿梭，穿衣打扮仍旧是不能忽视的。可惜结果往往与政局一样迷茫混乱：旗袍袖子剪出了大大的荷叶边，接在袖管上展翅欲飞；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元宝领的不可理喻；衣领从高到低、从有到无，领口从圆到方、从方到尖；丝袜上绣着花；脸上戴着平光眼镜。完全是女学生青春活泼的一个开朗样子！

到了反叛的二十年代，马蹄后飞沙走石，时装跟在最后跌跌撞撞地赶。张爱玲在《更衣记》里写：“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这是旗袍流行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记录，这也是一条女性解放史上不同寻常的记录。“长袍”{的雏形是十七


世纪满族女性的传统旗装。旗袍在后期的发展中继承了其连属一体、结构平整、线条流畅的曲线造型。这一时期的女性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因此蓄意模仿男子，辫子剪了，裹小脚也成了历史。但一股新思潮的涌入总是以激进扭曲的方式存在，它霸道得妄图将女性的劣根性赶尽杀绝，因此流于浮面最显而易见的服饰便首当其冲了。与男子一样，那就穿上男人的时装，不穿两截衣。但初时的旗袍多属宽肥、平直，几乎毫无美感可言，用严肃的较高的领子，滚边窄小了，所用丝辫沿边，有的则用刺绣饰边。长度略有缩短，一般在腓部。初期还流行过无襟、无袖的“旗袍马甲”，需与短袄套穿。二十年代末旗袍受到了欧美服饰明显的影响。腰身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也收小了。当年逐层递减的点缀品被西式的丝袜、手袋、阳伞、手套所代替。

到了绝望冷笑的三十年代，旗袍在愤世嫉俗里恣意地进行着不断的改良。这一时期，旗袍成为全国女性的重要服装。普及程度从名媛明星辐射到学生甚至女工，是当时最时兴的女性服装。旗袍上升成闻名遐迩的“Chinese dress”。旗袍的变化越来越日新月异，装饰的点缀品依旧逐层递减。但别样的装饰却让人目不暇接。比如旗袍领子，前中期时兴高领斜斜地切过两腮，盘扣在高领的复活里大放异彩。有钱人家的女子的旗袍高领颇为讲究，常缀三粒纽扣，或是精致的花盘扣、葡萄扣，甚至是西式的金属镶嵌纽扣，有的纽头还用宝石和珐琅装饰。三十年代中后期领子又矮下去，出现了像“花边旗袍”这样中西合璧的装饰，穿法也是中西合璧的混搭。知识女性常喜欢在旗袍外套绒线开衫和背心，名媛阔太则喜欢在旗袍外着贵气的裘皮大衣。在旗袍的面料上，三十年代已是纱、绉、绸、缎、花呢、棉布甚至进口的绸纱、呢绒。战乱的频繁挡不住服装的求新，这一时期旗袍最主要的变化集中在下摆的长度、领的高低、纽扣的数量、开衩的高低等方面：

1928年长短适中，袖口扩大；

1929年底衣摆上升至膝盖以下，袖子趋短； 1930年长度刚好及膝，腰身收小，下摆收拢；

1931年流行的短旗袍紧窄合体，腰部曲线玲珑有致；

1932年旗袍下摆又开始趋长，长及脚踝或腓部，需着高跟鞋方可行走； 1933年旗袍出现高衩；

1934年旗袍到达经典的“S”型轮廓型结构，高耸及耳的领子也逐渐变矮，出现了无领旗袍；

1935年在交际花的提倡下，又开始流行低衩旗袍，袍身长度及地，被时人成为“扫地旗袍”，终因不实用，不到一年下摆又上移了。抗战爆发，旗袍的长度回到便于行走；

1936年的旗袍剪裁称身，袍衩开到膝盖上面，袖子短及肩，衣领狭而梃刮; 1937年后，袖长缩至肩下两寸，几近无袖；

1938年，袖子完全消失，像是回到了旗袍马甲的样子…...

四十年代的抗战期间，经济萧条，物资匮乏。大难临头的悲哀让国民无心装扮。政府与国民共同倡导节俭。这个时期的旗袍是点缀品的完全减去。衣袖废除了，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连镶滚也免了。款式更趋向简洁、适体，用料上也崇尚简朴自然。抗战胜利后，旗袍又再度迎来了黄金时代。受西方服饰的影响，样式自然简单，但更为纯熟，一方面推崇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另一方面保持了东方文化中含蓄、高雅的韵致，再加上这一时期在工艺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细要求，使旗袍更加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感。这一时期流行的束身旗袍，胸部收省强，以传统熨烫归拔配合的收胸腰省，装袖另肩形更加梃括，传统的旗


袍的外轮廓有较大改善。在用料上，更加注重对质地的要求。旗袍的面料除绸料、洋绢、样布外，还有提花丝绒、锦缎、香云纱和色织布、土布等。

五十年代的旗袍只剩下印在窗上的一个剪影。政治的隐喻让旗袍在风雨飘摇里惴惴不安，浓丽窈窕里藏着阴霾，一袭美丽就在这样苍凉的手势里凋败消逝了。这一时期流行的主导转向平民化，这时出现的旗袍不似之前的摇曳生姿，而是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气质。不妖、不媚、不纤巧、不病态，符合当时“美观大方”的标准。在建国的初期，旗袍的身影还依稀可见。旗袍作为礼服还偶尔可以出现在国家领导人、驻外大使夫人的身上。初时依然色泽斑斓，但经济不景气是容不得在服装上奢侈的，政府一再强调“艰苦奋斗”、“勤俭持家”，朴素、破旧、简陋进入政治美学的中心。旗袍的美丽成为一种罪过被强行隔开来。旧时代的气息是需要被深深掩埋起来的。即使还有1956年“百花齐放”一瞬的回光返照和1958年旗袍在国际时装会议上获得的赞誉，仍然挡不住旗袍渐行渐远的脚步。

从1966年到1976年，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浩劫，也是旗袍的灾难。在接下去的二十多年中，旗袍在内地销声匿迹，倒是在港台以不同面貌出现过，香港小姐的印象就深入人心。

到了八九十年代，旗袍作为一个“身世凋零”的孤儿又回归到大众视野。但却是更多的作为“制服“出现。这种“旗袍”虽然完全承袭了旗袍的样式剪裁，但做工粗糙，多用化纤仿真丝面料。虽然色泽艳丽，审美上早已丧失了三四十年代旗袍靡丽、高雅、婀娜的韵致。仍旧维持的高开衩，看起来热情奔放有余，传统旗袍中“守”要求的庄严、朦胧、若隐若现却早已消失殆尽。穿着的人也不考究，形式化的衣是衣，人是人，完全摒弃了旗袍“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 旗袍被称为“Chinese dress”是因为她最能体现中国女性的美。而作为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时装，她的流行暗含了女性的解放史。传统的的服装特点是细节繁缛富赡，形式却程序单一，整个人是展览窗里的衣服架子，要求温柔敦厚，要求华丽之维与平和之维共存。可惜繁复厚重的装饰总能将一个单薄纤瘦的女人压得摇摇欲坠，温柔在敦厚里大多了无痕迹。直到旗袍的时代来临，西式追求个人体型美和注重色彩所蕴含的感情仿佛为压抑了几千年的追求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旗袍的改革波涛汹涌的来。一个历史对服饰审美的追求似乎都装在这个时代里了，奇装异服也准许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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