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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周扬文学作品
如周海波所说：“周扬正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权力话语的主要完成者和主要体现者”，因而“周扬所代表的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周扬本人的事情，而且也代表了一个时期一种比较典型的文学批评。”[1]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还是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模式，都不能忽略周扬的批评理论与实践。
一、科学化批评理论的建构
周扬建国前的文学批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指导，贯穿着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原则。周扬坚持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学的本质同一论，因而他属于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的政治——艺术模式，从政治角度切入艺术研究，政治意识明显强旺于艺术意识。[2]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艺术意识形态所具的认识功能，是与艺术真实性分不开的。真实性，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共同具有的审美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家所特别推崇的一个方面。他们提倡从生活出发，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观察方法进行创作，要求作家、艺术家“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 [3]
在这方面，最能代表周扬关于文学的真实的描述是其对于文学真实与艺术技巧的认识与结论。在周扬看来，艺术的倾向性总是和真实性密切相联的，因为“党派的文学，就非同时是真实的、艺术的文学不可。”[4]无产阶级文艺到底如何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呢？周扬主张应当给政治“以具体的，艺术的表现”，主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对作家把政治的概念囫囵吞下去。”[5]在他看来，文学是通过形象来反映客观生活的，“若没有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6]这句话十分深刻地道出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及其区别。
（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恩格斯在1885年《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明确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从古希腊悲剧、喜剧之父，到席勒，到俄国、挪威的作家，都是“有倾向的作家”。[7]列宁也强调“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并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8]批判“文艺是政治留声机”论，要求无产阶级政治“勿侵略文艺”，认为左翼文艺由于与无产阶级政治结缘，就走上“目前主义”与“大众化”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这种与政治联姻的文学也就被异化了，“文学不再是文学”，“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成了煽动家之类”。[9]周扬针对苏汶的文艺反映现实“如镜子之反映人形”不带任何倾向的观点时明确指出，“每个作家都是戴着他自己的阶级的眼镜去看现实的”，[10]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周扬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宣传者。在关于杂文的思想论争中，他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和《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集中体现了他的新的批评的诞生，这时的周扬已经自觉地将文学批评与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正如许道明所说：“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在经往所养就的直逼现实直接性的批评性格也借着新的时代条件，借着解放区新的政治文化环境而得以进一步发展。”[11]
（三）积极推崇文艺的战斗作用
文艺批评是有战斗力的。刚踏入文艺论坛的周扬，其立场是十分坚定的，他明确指出：“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阶段，每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都应该是煽动家，
他应该把文学当做Agit——Prop的武器。”[12] “一个国家的文学的特点不能离开那个国家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特点而表现的”。[13]周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做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论述，在当时的中国不存在孕育“纯文学”的土壤，更不允许存在离开中国现实而进行的文学批评。
二、政治性批评话语的实践
就建国前的中国文坛而言，政治性强是共识。众所周知，文学活动不可能脱离政治做自我封闭的游戏，无论是对主流政治的顺应，还是反抗，都同时具有不可抹杀、无法掩盖的政治意味。同样，文艺批评也常常以政治术语的形式进行陈述，无论是对政治术语的借用、移用，还是化用，政治术语都己成为一种权威性、广泛性的话语现实。在周扬看来：“批评是实现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4]正如周海波所说，“从周扬步入文坛开始，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他人思想的一位阐释者。”[15]但是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其文艺批评过程中自然会流露出作为文人的特质。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作为政治家的社会政治批评
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精神界之战士》两篇文章中，他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进行了评价。他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提并论，并认为二者都成了共产主义者。从鲁迅研究的历史来看，周扬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1937年毛泽东发表《论鲁迅》之后所出现的重要论著。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的新诗集。”[16]周扬对赵树理的创作评价甚高，他从变革的伟大时代，从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来赞扬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7]充分肯定他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并把它看作是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结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8]周扬对鲁迅、郭沫若和赵树理的评论，成为后来人们经常引用的精辟言论。[19]
全部真理是首先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那末，老百姓是源、是根、是命根、是亲爹娘，然后，再反过来，对于老百姓，那末，共产党员、八路军又给予以伟大的指导与保护的力量”。[20]
（二）作为理论家的审美鉴赏式批评
王培元认为，周扬“对于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内部艺术规律，以及作家作为审美创造的主体的特点等问题，则较少探讨，或者它们根本没有进入其理论视野。”[21]樊篱先生认为，周扬对《雷雨》的批评明显地借鉴了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批评手法。对《日出》，周扬所遵循的现实主义批评原则，已经超越了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水平，而包括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22]
中国所有文艺评论家中之最伟大的一个，因为不管他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在哲学上是观念论者，他的文学见解，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不少深刻的辩证的要素。”[23]讲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特点和优点，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科学的社会学批评与庸俗的、机械的社会学批评的区别。”[24]
《略谈孔厥的小说》一文是他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而实施的第一例实际批评。周扬在文中首先肯定了孔厥“创作道路”上的“重要的进展”，其根据就在于孔厥小说题材的转变。因为他的小说“写出了农村中的新的人物，新的事情”。[25]
他只是着重写了环境的力量，他虽没有告诉你他的人物转变得怎样，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26]另一方面，尽管周扬在人物塑造方面突出了思想先进的“小字辈”，但在言语的描写方面却特别欣赏“老字辈”。他认为小说写三仙姑到区政府去的那一幕“最精彩”。因此，李洁非认为，“他在文学评论中始终不放弃‘形象的个性化’尺度，特别注意分析作品言语。这些都显示着周扬没有完全失去其‘文人’的身份。”[27]
在文艺政策与他自身批评理论建构的双向关系之间，多少存在着作为政治家的理论家和作为文艺家的理论家的矛盾。在前者，周扬唯恐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在后者，周扬又感到无所适从，身不由己。[28]周扬的批评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极大地浪费了他的才能。刘锋杰指出，周扬批评思维定位在政治上，在与政治展开对话还是与艺术展开对话这一根本对象问题上选择前者而漠视后者，与前者保持极大的亲和性，与后者则有一定的间离性。[29]所以，在文学批评过程中，文学的政治性问题往往被周扬充分讨论，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只在周扬的批评中处于附属地位而被谈及。这不能不说是周扬文学批评的一大遗憾。
注 释
[1] [4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3] [9] [15]转引自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5] [7] [8] [11]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 [10] [12]周扬．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 [14]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6]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18][26]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9]有论者认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在朴素的为农民写作的思想基础上，在鲁迅倡导的文艺大众化影响下和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邓小平《五点希望》为代表的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出来的，而更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和邓小平的讲话。见张香琪．试论赵树理研究的误区[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4）：． 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因为1943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正式全文发表《讲话》，而《小二黑结婚》发表于1943年5月，《李有才板话》发表于1943年10月，此前赵树理并没有参加在延安举行的座谈会。
[22]樊篱．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嬗变[J]．益阳师专学报，1989，（3）：59-66． [23][24]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J]．文学评论，1986，（1）：20-32． [25]周扬．略论孔厥的小说[C]．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7]李洁非．延安的形式变革[J]．理论与创作，2004，（2）：33-40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7677780390c69ec3d5bb75d4.html
2022-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