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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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作者:姜佳将 高雪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14

社会性别视角与社会治理在实现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上具有良好的契合性,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社会理过程,从而推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和分配,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现实要求和必要保障。

在这一背景下,2014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设立“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分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与家庭研究中心和全国妇联“妇女/性别研究培训基地”共同举办,中国社会学会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与家庭研究中心王金玲致开幕词。

论坛主要分为以下三个专题。

社会性别与社会治理。这一主题主要探讨女性领导配额制、新婚姻法解释、女性流动人口等与社会理的关系,以及社会性别视角下社会治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马冬玲等从配额制的有效性问题出发,探讨组织领导班子中女性比例与性别歧视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临界规模理论的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组织领导班子中女性比例达30%能够有效减少性别歧视现象,这种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均存在。此发现不仅检验了临界规模理论,而且也为提高领导班子中的女性比例提供了支持。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明亮通过对成都市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男女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存在较高的同质性。女性流动人口对家庭生活满意度以及对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偏好比男性高,在工作和收入等方面的状况与男性流动人口有一定的差距;女性流动人口具有强烈的城市定居意愿,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体系,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目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少社会性别视角,虽然中国农村以留守妇女为主,但在村庄治理中妇女处于边缘状态,妇女干部比例较少,妇女的真实需求和声音难以表达,因此通过实行配额制,有利于提高妇女干部比例,有利于妇女发展。但也有学者指出,在实际治理过程中,由于妇女参政意识不强,参政能力不足,且妇女干部并不一定会代表妇女利益,因此配额制是否有利于妇女发展难以判断,只有先对妇女进行社会性别意识教育,提高她们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与经验。这一主题主要探讨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行动与经验,以及少数群体妇女在社群中与组织、个人之间复杂的联系及相应对策。

华中师范大学刘筱红的《感知与行动:前村民自治时期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研究》一文以农村妇女作为参与者的“感知”和制度建构者的“感知”为基本分析概念,分析前村民自治时期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历程,认为农村妇女的村庄治理参与程度是由作为参与者的农村妇女与作为制度建构者双方的“感知”所支配。要改变当下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中的边缘状态,就需要重新形塑双方的“感知”。

四川大学杨艳的《农村仪式性人情往来中女性角色地位研究与村社治理》一文分析了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中的仪式性人情往来及其呈现的性别规则。调查发现,男性在仪式性人情往来中是对外的,而女性是对内的,男女两性存在着“沙发—厨房”的严格两性分工;虽然女性对家庭收入拥有支配权和决定权,但无法掩盖其在仪式性人情往来中所处的从属地位。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姜鸥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存在的困境研究》一文认为农村妇女参政程度低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男尊女卑的文化社会定位;自身能力差,缺乏妇女干部培训机制;村民自治制度不够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妇女政治参与的力度不够等。

社会治理中,中国妇女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在妇女扶贫、预防艾滋病、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些经验并没有进入知识传承体系,本土经验得不到很好的推广和利用。当前妇女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更多地是项目导向,自身成长能力较弱,需要不断提升

传统性别文化社会治理的关系。这一主题主要从民俗文化、地区信仰等传统性别文化层面出发,探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河海大学何荣从鄂西土家族哭嫁歌发展史的角度入手,提出社会性别意识动态性生成中的空间变化特征,即发展过程中牛顿摆式的平衡性以及对国家在场的依赖性。

福建省委党校刘大可等认为练氏夫人信仰在心理调适、群体凝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也是






加强和稳固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力量。

传统性别文化对妇女参与社会治理更多的是制约,要求妇女以家庭角色为主,阻碍其社会参与;但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妇女参与社会治理,如阴阳和合理论强调妇女的参与。社会治理过程应该从传统性别文化中汲取有利的社会资源,以妇女的柔性力量来处理与协调社会矛盾。

社会性别视角不仅是一种理论、范畴,更是一种视角、方法,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强调女性经验的价值,有助于推动对社会治理的客观认识和理性反思,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建设。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社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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