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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择日》之概述
我国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择吉书很多,一般假托诸葛孔明、鬼谷子、张天师、李淳风、周公、袁天罡等先贤之名而作。《玉匣记》即是其中的一种。而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颇大的则是《玉匣记》。
古代先贤之名作显而易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它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其版本内容包罗万象,从祭祀、嫁娶、赴任、出行、开张、耕种、眼跳、耳鸣、占梦、秤骨,甚至是相猫纳犬等,各种奇奇怪怪的占卜之术,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相关资料。凡卜筮之道,首重当下之机变与应用,不可拘泥于术,仅供参考。 在我国民间——尤其广大农村,几千年来,广泛流行一种择吉习俗,即无论干什么,诸如祀神祭祖、婚丧嫁娶、播种收割、修造营建、开市立券、出门远行、上官赴任、甚至裁衣缝裳、剃头洗澡、剪甲修足等等,都要选择一个“黄道吉日”。与此相应,社会上也流行一种叫做“通书”或“择吉黄历”的择吉书,以应大众百事之需—一人们将它们置于案头枕边,遇事便查上一查,从中找出行事的“黄道吉日”来。
古代择日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即依据理论而择日。而理论吉凶日是根据各类神煞运行出没的规律,运用一定的方法推导出来的,所以称为“理论吉凶日”。而择吉术从方士们的枕中鸿秘逐渐演变为民间习俗,给人们日常行事提供简明易知的吉凶宜忌指导,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
古代择吉众多的择吉书,乍一看似乎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无实际意义。但其内容之依据却是古人的学术义理,有据可查。诸般吉凶宜忌之说,并非方士们的随意杜撰和信口胡言,而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推衍出来的。其理论大略为: 一、天地之间有许多神煞,比如从二十八星宿的演变,到唐代步天歌《丹元子步天歌》的描述,以三垣二十八宿为主体,共三十一区(从角宿至轸宿,然后为太微、紫微与天市垣),介绍每区包含星官共283个、描述恒星数目共1645颗,这些星与其位置,其性情有善有恶,或善恶兼具。 二、恒星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古人们从历史进程中,从事件的发生,到当日值日之星,慢慢地赋于其内涵,归纳出吉凶,在人们没有认识之前,号之为星神、诸神、神煞。神煞会干预、左右人间事务,而其能力有大小强弱之别。 三、诸神煞在太空,依据日、月、地球,各自按照自身的运行规律轮流“值日”,处理人间事务,实际也是人们在浩瀚历史中,依事件发生所当“值日”星神对此的表现。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表现。
四、诸星神被人们演绎、归纳后,并随历史的不断推移,慢慢地又赋于历史人物而冠之。《封神榜》就是历史中的一种表现和结果,包公、关公也是历史赋于的结果。有善就有恶,善即喜神,恶即凶神。在一年之内,每日都有若干不同的神煞当值,而该日行事之吉凶宜忌,即由诸当值神煞相互作用,或冲突或合和,或牵制或平衡,最后综合决定,左右着人们的事务。
综上可知,择吉之学,要点不过两端,只要记住诸神当值的时间,只要记住诸神的吉凶,明理诸神出没之时,分辨诸神善恶之义,就可运用自如了。一是要掌握各种神煞的运行规律,排出一年之中各日之当值神煞;二是要依据各种神煞的当值情况,综合判断各日之吉凶宜忌。
古代择日之法也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地演变,并为不同历史朝代而服务,皇朝为了统治民众,对择日之法也是不断地加以完善。表现突出是唐朝时期,唐 朝的强盛,统治者为了千秋万代,从民俗文化中的择日,加以规范、完善,并对众多的门派择日进行整治,这一点从《三垣歌诀》、《二十八宿星歌诀》可得到证明。由于三垣二十八宿具有自然科学性,是自然的具体表现,一直沿用到现在。相比较之下,清朝的《周堂图》比唐朝的择日之法更为简洁,实用,方便。但从相关记载中可知:所谓《嫁娶周堂》中的夫、姑、堂、翁、第、灶、妇、厨八个字,其实就是伏羲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卦的翻版,仅只是指伏羲先天八卦的方位而言,古籍中早有记载。另一方面由于其没有一定的科学性而得不到沿用。可以说,任何择日之法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先天八卦,日月五行,三垣二十八宿,黄黑道十二月建等反映自然科学的理论,是古代、现代、将来择日的基本理论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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