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哺与变迁时代的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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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哺与变迁时代的代际关系

作者：周晓虹

来源：《中华家教》2017年第01期

文化反哺，父母开始向孩子学习

30年前的一天，我父亲给了我200块钱去买衣服，他特意叮嘱我：记住，不准买西装。因为1985年，在很多老人的观念中，西装仍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而就在3年后的春节，我回到南京，父亲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我发现父亲的眼中有一丝羞怯的目光，他把他的衣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件西装和一根领带，问我，你能教我怎么打领带吗？ 我还遇到过学校里有一个美学教授，开始跟别人在讨论计算机怎么使用的时候，非常兴奋，但是讨论到一半的时候，他没法再跟别人辩论下去，这时候他使用了一个在他看来的撒手锏，他怎么说呢，他就跟他辩论的朋友说，不对不对，你说得不对，我儿子说应该是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们小的时候跟同学辩论的时候，我们常用的语言是“我爸爸说”“我们老师说”，从“我爸爸说”“我们老师说”到“我儿子说”，在社会学家的眼中看来，是这个世界发生了颠倒或者是颠覆。也可以说出现了新的一场代际革命，也就是说知识的来源以及判断知识对错的标准，已经从年长一代的手中转到了年轻一代的手中。

由于生活境遇的巨大变迁，同辈群体影响增加，网络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影响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传承现象，它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以及器物使用的方方面面。

为何会产生“文化反哺”

由此我提出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文化反哺。它用来指在急速变迁的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文化反哺，也就是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传承现象，尤其是器物的使用，器物的使用方面小到手机，大到电脑，无一不是孩子无师自通。父母从向孩子的反哺中了解了很多，比如对于计算机的使用。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在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间，因为改革开放而造成了生活境遇的巨大变化。现在的社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比如现在的大学录取率已经远远地高于改革开放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活在世的几代人有了迥然不同的教育水准和生活经历。 第二个，同辈群体的影响替代了亲子间的影响，成了年轻一代成长的重要因素。因为来自同学或者说同辈群体的影响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改造个人的力量。我们听到无数的父母说过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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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不听老师的？就听某某某的。同辈群体成了子代影响或“反哺”父母的知识“蓄水池”或“扩展内存”。

第三个，媒介的变化，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出现造成了年长一代的落伍。但对于孩子，哪怕孩子很小，他对网络的接触几乎是本能的，是天然的、不用训练。我曾在上海做过一个访谈，并选择了在一个咖啡馆进行。被采访者的孩子抱着iPad与我同行。进了咖啡馆，他第一件事就是问怎么上Wi-Fi，上了Wi-Fi以后，他在那儿玩他自己的东西，偶尔对我们的谈话感兴趣的时候，也会插几句话。

孝而不顺，孩子需要为自己做主

文化反哺导致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进一步衰落，也使得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国的孝道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鲜明的特征，因为中国孝道一直是双面的，一个叫孝，一个叫顺。在我们的老观念里，如果孩子不顺从父母，人们会说你不孝，但是今天因为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年长的父母在很多方面开始不如自己的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两代人都开始面临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孩子如何继续保持他们的孝行。总体上说，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孩子基本上保留的是孝而不顺。什么叫孝而不顺呢？孝，就是我满足父母各个方面的需求，包括物质方面、养老、日常家务等。但是什么叫不顺呢？你要做我的人生的主，对不起，没门儿。当然，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并不采取直接冲突的方式和父母硬干，他们大多数是对父母的劝导熟视无睹，我听了是白听，所以你也不要想来支配我。

今天这样一个大的变革时代，在这个变革的前后的两代人划出了这么大的差距，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是鲜见的，以至于今天的文化反哺已经波及整个社会的几乎所有家庭，甚至包括农村的家庭。在农村生活的家庭，他们年轻的孩子到城里打工再返回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变得让自己的父母完全认不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反哺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代际关系的诠释。如今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学习的关系。

这里对“文化反哺”的论述，并没有否定一般社会化或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在今天依旧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只是希望这里所做的论述，能够使人们对尚未得到社会重视的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给予应有的关注。“文化反哺”是变迁社会的产儿，它表明传统社会单向的文化传承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文化传承模式转变。事实上，这一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不仅为年长一代顺应社会生活、继续追赶历史潮流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加重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一般社会化和“文化反哺”的共生互补说明，社会的发展所借助的文化延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地存在于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的沉浮与共之中。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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