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歌新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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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诗歌新变研究

本文以中唐诗歌为研究对象,从诗歌形式、题材内容、诗人集团三个侧面切入,通过与初唐至大历时期的比较,发掘中唐诗歌从文本到创作主体的一系列变化及由此而呈现的诸种特征；并力求将对具体现象的阐释分析与诗风、诗人心态及时代风尚等因素的发掘相结合,从而在纵深层面上剖析认知中唐诗歌之新变,进而把握其在唐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诗运转关的重要地位。第二章论述中唐诗歌的自注现象。

主要探讨的问题有三：一、中唐诗歌自注的特征。诗歌自注数量的增加、自注释意性的增强及自注向诗歌情蕴层面的融合渗透,是中唐诗歌自注的主要特征。

而自注与诗歌情蕴的密切相关性又是中唐诗歌自注特征的根本。中唐诗歌自注对诗歌情思意蕴的着力阐释,既是尚实尚尽之诗歌观念深刻影响下的结果,又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形式。

二、以杜甫和白居易为个案,通过考察诗注关系由杜到白的发展变化,勾勒诗歌自注从初盛唐至中唐时期,形成渐变的运动轨迹。三、中唐诗歌自注的文献价值。

中唐诗歌自注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纠证史料、保存诗文、留存曲调三方面。中唐诗歌自注的文献价值是其本于史实之纪实性的典型体现,也是对“尚实”之诗歌创作观念的反映。

第三章论述中唐诗歌的空间类型及其相应承载。笔者将以壶天诗与诗风、士风的关系作为专题,进行重点研讨。

首先阐述中唐壶天诗所形成的以人工夺天工的文本新内涵。其次分析中唐追求怪奇、主观的诗歌思潮及苦吟的实践方式与此时期壶天诗之内涵,在以匠心主


化工上的同构关系。

再次,论述中唐行宫感伤诗中行宫空间的意象化特征,并指出行宫意象的内涵在彰显中唐行宫之作伤悼盛世繁华之旨中所起的作用。最后以白居易为典型个案,分析其壶天诗的表达重点与其整个诗歌创作实践在人力经营上表现出的同一性,从而呼应整个中唐壶天诗内涵与诗歌理念在崇人力上的同构关系。

并且指出壶天园林是诠释、实践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士人之中隐思想的物化方式和平台。第四章以中唐民俗诗中的春游与牡丹游赏之作为考察中心。

一是归纳出中唐春游诗以“尚乐”为中心的创作特征；二是阐明中唐牡丹诗“崇奢”之旨与此时期牡丹玩赏活动贵族化、社会化特征间的关系。三是揭示诗歌中春游与牡丹竞斗场景所流露的逸乐炫富气息,与古老的野合春嬉、斗草之戏所具有的原始意蕴间的关联,指出春游与牡丹诗中尚乐好奢的总体精神,不惟是时代因素所造就,也是原始民俗因子演变、渗透的结果。

第五章论述中唐诗人集团的形成与创作。首先梳理初唐至中唐时期八大主要诗人集团的基本情况。

在此基础上阐述两个问题：第一,中唐诗人群的集结方式特征及其对宴集唱酬诗歌主题的影响。中唐韩孟、洛下两大诗人集团形成了以成员间交谊过从为动力的集结特征,这种集结方式进而影响到群体宴集唱酬诗歌主题的变化,对彼此间和谐愉悦关系的体味与表达,成为诗歌主题一个鲜明的走向。

第二,地域空间与中唐诗人群交往创作间的关系。首先,阐述中唐两大诗人群于两京坊里连邻集居的居住格局,并进一步分析此格局与群体交谊过从活动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其次,从城市空间的角度切入,以中唐洛下诗人群诗歌风貌的形成与东都洛


阳城市特性的关系为讨论的重点,分析洛阳城闲适风貌的具体表现,并进一步阐述诗人群对城市之闲适的发掘升华,最终整合成融入自我思考与认知的诗歌之闲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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