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题手抄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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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时代，岗位不同、责任不同，爱国的实现途径也不同。对每一个人来说，必须把爱国体现在立足本职岗位、把本职工作做好，这样爱国热情才能得到体现、爱国的愿望才能够得以实现。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爱国主题手抄报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多年来黄遵宪的历史地位被不少人局限性地理解，后人往往从文学或诗界革命的领域去理解他，而忽视其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变法维新者、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对黄遵宪历史地位全面深刻认识，是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的。”且看：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卢梭民约论，最早是由黄遵宪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士大夫最早是从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了解到人权、民主、平等的概念。《日本国志》中的维新变法思想，使当时的康、梁乃至光绪帝皇帝都受到很大启发，其“分官权于民”的思想明显地启发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形成民权主义的思想。他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与斗争经验，他在戊戌政变前的湖南创立了保障社会治安的保卫局等措施在政变失败后仍能保留下来，就说明黄遵宪的改革是切中国情的，他在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卓越成效是他把变法理论灵活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 黄遵宪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深知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沉痛指出：“弱为万国役，治为天下强。”他致力保护华侨、侨工的权益，抵制排华运动，联络侨商组织商会；在新加坡又创立保卫华工的南洋护照制度。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呐喊成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其《人境庐诗草》的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其诗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因此生前即有晚清“诗史”之誉。

黄遵宪在短短的58年生涯中，游历日、英、法、意、比、美及新加坡等西方国家以及香港等共13个年头，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他站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高度，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国情，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却矢志不渝，坚信“滔滔江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缅怀起这位客家先贤的远见卓识，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关天培调任广东水师提督的这年，正是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率兵船蛮横闯入广东省河之后，为了加强海防，清政府调他到这个当时是全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关天培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为了专心致志搞好海防，先令妻子奉老母归里，自己带着三个家丁到广州赴任。就任后，他“亲历重洋，遍观厄塞”，根据虎门的险要形势，进行严密设防，设置了三重门户：以沙角、大角两炮台为第一重门户；南山、镇远、横档三炮台为第二重门户，并将其中的南山炮台加以改建，加筑石基，增设月台，改变炮位过高的弱点，改称为威远炮台；狮子洋口的大虎门炮台为第三重门户。这三重门户也就是三条防线，紧紧地把守住珠江口的南大门。他一方面在第二、三防线之间，威远、镇远与横档的适当地段设置大铁链和木排，以阻拦敌闯入内洋；另方面又亲自监督铸造大炮八千斤、六千斤者四十尊，六千斤以下者数百尊，分置各炮台，以加强防守力量。与此同时，他又加紧训练水师部队，亲自驻扎在虎门督军操练，每年二月末、八月初，“分饬本标将备，率亲兵五百余名，分赴威远、镇远、横档、大浇、永安、巩固六处，练习炮准，其大角、沙角炮台等处，共兵六百四十名。每次操练可十日为度”。他还将建设虎门要塞的经验和汇集的有关资料，编成《筹海初集》四卷并附有许多详细的地图和训练图、表等，以资参考。这时鸦片烟流毒全国，英、美的鸦片趸船源源不断东来，鸦片走私贸易极为猖獗，关天培积极协助两广总督邓廷桢进行侦缉。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林则徐到广东后，关天培更是尽力支持和配合禁烟运动，取得了迫使义律缴出二万余箱、袋鸦片，并在虎门全数销毁的伟大胜利。在林则徐的赞助下，他又在武山上的威远炮台和镇远炮台之间新修筑起一座大炮台，名为靖远，炮洞六十八个，配炮


六十位。其建筑之坚固与火力之充沛，为虎门各炮台最。当时关天培除自铸铁炮外，还在林则徐、邓廷桢的大力支持下，从澳门等地购进洋炮二百多尊，并严格训练大批招募来的水师兵勇，改革编制，将大鹏营由营改为协，拨副将驻扎那里，与香山协相呼应，又雇用一批米船、红单船、拖风船，利用有利地形与军民在海上与陆上的紧密协作，切实做到严阵以待，以迎击来犯的敌人。林则徐对关天培这些整顿防务的努力予以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殚精竭虑，寝食以之”。由于关天培在广东沿海的严密布防，使英国侵略者在这个时期的挑衅与袭击都未能得逞。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义律率兵船二艘、货船三艘到九龙山口岸以索食为名，突发炮火，进行挑衅活动，遭到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率领的水师猛烈反击，狼狈逃跑。两个月以后，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又阻挡英国商船具结，破坏中英正常贸易，挑起穿鼻之战，这次战斗可说是揭开了中英鸦片战争的序幕，实际上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开始。在这次战斗中，关天培亲临督阵，虽手背受伤，仍奋不顾身，执刀屹立，督令弁兵，对准英舰连轰数炮，使它遭到重创，仓皇遁去。此后十天内，英舰又接连向官涌守军发动六次进攻，结果都被增城营参将陈连升等所率领的守军所击退，获得全胜。战斗结束后，关天培得到清政府的嘉奖，在道光帝的上谕里写道：“此次攻击夷船，提督关天培奋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著赏给‘法福灵阿巴图鲁’名号”，并下令“交部从优议叙，以示奖励”。鸦片战争爆发后，关天培督率水师，坚守阵地，并积极组织渔船、蟹艇，利用各种机会袭击侵略军。道光二十年十一月（1840年12月），琦善以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身份抵达广州，一反林则徐之所为，遣散兵勇，尽撤海防，将关天培数年来辛苦经营的虎门三道防线并木排铁链全数加以毁弃。关天培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一再要求琦善采取抵抗的积极措施，都遭到拒绝。这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袭击并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壮烈牺牲，虎门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关天培与总兵李廷钰各只有弱兵数百，分守靖远、威远两炮台，请琦善派兵支援，琦善仅遣兵二百进行敷衍。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诸炮台，而守军才几百人，关天培在孤军无援的绝境下，决心死守阵地，将自己的财物全部分赠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与游击麦廷章等昼夜督战。敌军在占横档、永安等炮台后，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和威远炮台，关天培亲燃大炮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与敌激战达十小时之久。敌人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被数十创，犹持刀拚杀。当时年近六旬，重伤后，亲手点燃大炮轰击敌人。最后英勇牺牲，游击麦廷章及所部战士数十人也都壮烈捐躯。

关天培在牺牲前特地委派家丁将他的广东水师提督官印送走。他早已作为国捐躯的准备，开战前给家人寄去一个匣子，内放几枚牙齿和几套旧衣服，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他的尸体由家丁在乱尸中找到，身体的一半已被炮火全烧焦了。出葬的那天，“士大夫数百人缟衣迎送，旁观者或痛哭失声”。 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所部元气大伤，并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郑成功决定前往台湾。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荷兰于台湾拥有两大防御要塞，一为位于大员的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今台南市安平古堡），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崁地方的普罗民遮城。四月初一（1661年4月30日），郑军经由鹿耳门海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意图先求取防御薄弱的普罗民遮城（Provinta，今台南赤崁楼）。随后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击沉荷军舰Hector号，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普罗民遮城。不久，于四月五日（1661年5月4日）即迫使普罗民遮城守军出降。五月二日，郑成功改赤崁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

在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由于考虑到两万大军的粮饷调度不易，郑成功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一开始即对热兰遮城施压，试图胁迫荷兰军队投降。遭荷兰大员长官揆一（Frederik Coyett）拒绝其投降要求之后，郑成功一度下令强攻热兰遮城，却遭遇荷军极顽强抵抗，郑军损失惨重。由于强攻不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使得郑成功被迫改变策略，派出大


部分的军队至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的战略。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调遣的援军抵达大员，除了六百多名士兵、十一艘军舰以外，增援部队亦为热兰遮城带来大量补给品与火药。时郑成功的军力仍分散台湾各地实行任务，驻守于大员以及普罗民遮城市镇的军力预估不到三千，遂使荷兰军重新燃起反扑的希望。七月中旬，停泊于外海的荷兰援军遭遇强风侵袭，被迫离开大员海岸，前往澎湖躲避风雨；其中荷兰军舰Urck号不幸搁浅，船上人员皆遭郑军俘虏。此一变故，使郑军获得整备的暂机，待荷兰军舰于八月回到大员海域时，郑军虽未能调回多数兵力，却已然完成作战的准备。八月中旬，荷、郑两军于台江内海展开激烈海战，郑军大获全胜，击沉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船只数艘，自此荷军丧失主动出击的能力。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德籍荷兰士官Hans Jeuriaen Rade叛逃，郑成功在其提供之情报的帮助下，炮轰击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十二月八日（1662年1月28日），荷兰大员长官揆一修书予郑成功，表示同意“和谈”。几经谈判，荷兰人终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662年2月9日）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

郑成功下令屯垦台湾的范围，北达噶玛兰（宜兰），南至琅峤（恒春），后因大肚平埔族拍布拉（Papora）族大肚王与琅峤番人的反抗而减缓扩张；郑成功实际的统治区域大约是从二林（现彰化县二林镇）到茄藤（屏东县佳冬乡）的范围之间。

爱新觉罗·玄烨当上清朝皇帝后，黄梧向当权者鳌拜建议“平贼五策”，内容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燕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圆弧时期以来的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加上在台将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其子郑经又在澎湖与乳母私通，使得郑成功内外交逼，于永历十六年五月（1662年6月23日）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原葬台南近郊洲仔尾（今属永康市）。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仍奉已死的南明永历帝之正朔。后因降将施琅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内陆。

1684年4月，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隶属福建省，设台湾府，辖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的史界均对此关注，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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