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明遗民反清思想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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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初明遗民反清思想的演变》——周伟刚

黑龙江大学 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

遗民特指在改朝换代之际衍生出来的一个不仕新朝的特殊士人群体。线索对明遗民反清思想、心态、活动、影响等做动态的研究。

明遗民群体反清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激烈、缓和、徘徊、分化、弱化的过程，明遗民反清思想演变的过程是清初社会逐渐由乱而治日渐稳定的过程，是满汉文化由冲突到逐渐交汇、融合的过程，是汉族士人群体以传统“华夷观”为主的民族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是中华学术文化发展、创新、学术理路转变的过程。

在明遗民的身上寄托着一代具有爱国热情和社会良知的优秀汉族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巨变时人生态度、生存方式的转变和内心世界所经历的激愤、悲痛、挣扎、无奈、失落、彷徨、超脱等复杂的心路历程。

关于“遗民”的定义及内涵，有多种解释，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界定。《汉语大词典》①中就收录了 6 种含义，一是指亡国之民；二是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三是指劫后余留的人；四是指后裔后代；五是指隐士；六是泛指老百姓。明遗民归庄在为其友朱子素《历代遗民录》所作的序中对“遗民”下了这样的定义：“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

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于终身之显晦。”

②由此可见遗民是特指在改朝换代之际衍生出来的一个不仕新朝的特殊士人群体。所谓“遗民”，必须具备两个主要元素，其一，主要是指有一定名望和影响的上层士大夫而非普通士群和普通民众，其二，必须是易代之后不仕新朝，这是遗民的核心元素。

（二）学术和文化价值。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是成为遗民的核心要素之一，明遗民作为一个群体能够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学术文化的承载作用和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意义，明遗民最能体现“士”的一般面貌，学术和文化是遗民身份的重要符号。从当代学者对明遗民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更多的是从明遗民的学术身份特征上去关注。研究明遗民及其反清思想，离不开对遗民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学术风格等的研究，遗民学术是遗民思想的重 要反映和体现，反过来，遗民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其学术内容和学术取向。尤其是遗民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开始对明何以亡和明季的学风进行反思，他们的学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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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逐渐发生转变，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对中国传统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继承、批判和创新，重视实践的作用。 三、研究现状

从清初开始就有关于明季忠臣志士事迹的著述问世。如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明遗民所知传》，黄容的《明遗民录》，全祖望的《鲒埼亭集》等。民国初年，有孙静庵、陈去病的同名专著《明遗民录》相继问世。

《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等；赵园先生著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旅美历史学家谢正光先生相继推出了《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台湾学者陶清著有《明遗民九大哲学思想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公司，1997 年）等。从研究领域看，文学艺术是遗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前人主要集中在对遗民诗词、遗民书画、遗民戏剧等的研究上，主要著作有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 2004 年）；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谢正光《清初诗人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等。政治角度主要是对党社运动的考察，如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等。思想学术史角度：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与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 年）；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等。

清初明末遗民的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其中最有名的有黄宗羲

（梨洲）、顾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方以智（密之）、颜元（习斋）、吕留良（用晦）等人。郭沫若说：“甲申年（1644 年）总不失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①

这一年可以看成是明遗民的诞生之年，

孙静庵在《异史氏与诸同志书》中云：“又思宋明以来，宗国沦亡，孑遗余民，寄其枕戈泣血之志，隐忍苟活，终身穷饿以死，殉为国殇者，以明为尤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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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间佚名朝鲜人所辑《皇明遗民传》收录明遗民 716 人，孙静庵所辑《明遗民录》收 800 余人，而近人谢正光先生《明遗民传记索引》据明遗民传记资料 208 种，计得遗民共 2311 人，其实这还仅仅是有姓名事迹可考者，“而其所遗漏者，尚汗漫而不可纪极也”。②孙静庵《明遗民录》序云：“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③

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则是抗清势力比较活跃和集中的地区，那里经济富庶交通便利，文化传统悠久，著名遗民有黄宗羲、方以智、陈确、杨园、屈大均、张岱、阎尔梅等。

①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375 页.②孙静庵.《明遗民录》，第 372 页.

③孙静庵.《明遗民录》，第 372 页.7

明遗民继承了历朝遗民的基本特征，但明末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士习、士风的内在发展也赋予了明遗民异于前代遗民的独特个性，使他们在面对生死、忠孝、君亲、仕隐等问题时更加坚毅偏执。激越与孤愤构成了明遗民早期心态的基调。11

第二章 明遗民群体早期的反清思想

明遗民群体早期反清思想所处时期是民族矛盾最为激烈的时期，大部分遗民悲愤激切投入武装抗清斗争，奋笔疾书鞭挞清朝统治，歌颂抗清志士，阐发反清思想和“华夷之辨”思想。总体来说，无论从思想、态度、言语和行为上来看，这一时期是明遗民反清思想最为激烈的时期，明遗民的反清思想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反清斗争的形式已逐渐发生改变，由武装反抗逐渐走向文化抗争。这一时期明遗民面对明清易代的大变动，怀抱强烈的“华夷之辨”情绪，表现为激烈的反清思想和激越与孤愤的心态。明遗民早期的反清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直接参与反清武装斗争，后世较为著名的遗民，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屈大均、吕留良、

①《清实录三·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七，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51 页. ②《清实录三·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八，第 619 页. ③《清实录三·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第 319 页.14

归庄、傅山、张岱、万寿祺等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第二，反清复明情绪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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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过凭吊孝陵、思陵等极具象征性的活动和易名改姓等方式来寄托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满。第三，与清政府的“不合作”态度。 二、遗民反清情绪的表达

除了武装反抗，明遗民还通过其它诸多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新政权的反抗和对故国的怀念。其一，撰诗作文表达对清军南下所犯罪行的深恶痛绝。深浸夷夏观念的汉族士大夫自古就有蔑称少数民族的传统，对于满人自然有过之而不及。在清初，遗民通常把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夷”、“蛮夷”、“胡”、“虏”、“北胡”“逆奴”、“豺狼”和“杂种”，并对他们在南下途中犯下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的罪行予以揭露。王

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纪略》就是这一类作品。除了野史笔记，遗民们还用诗歌记载这一段惨痛的历史。归庄曾于顺治二年（1645 年）写过①《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17一首题为《悲昆山》的诗，全诗描写了清军大肆屠戮、昆山惨遭浩劫的场面，表达了归庄对清军惨绝人寰的罪行的愤怒控诉以及他对被昆山父老乡亲的深切悼念。星移物换之际，归庄决心收复河山，重振乾坤，抒发了他恢复故国，推翻清贵族统治的政治理想。再如屈大均写了《大同感叹》，这首诗着力描写了顺治六年姜瓖起义失败后，大同人民遭受清军屠杀和蹂躏的情形，揭露了清军肆无忌惮的暴行。作者忧时愤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寄托他对乾坤更替、国破家亡的悲痛与哀思，表达自己对大同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慨。其二，凭吊故国以寄托对明王朝的哀思之情。明清鼎革把遗民的人生鲜明地划成两截，虽然明王朝中后期并无善政可言，但它仍是明遗民心中不可忘却的记念。遗民凭吊故国旧君的方式很多，最常见的是对崇祯的哭祭。方以智在明亡未久，即潜至东华门崇祯牌位前哭灵；“哭道士，不知何许人也„„入市求食，必北面再拜而祭，祭必哭，哭必诵黄庭经。人问其故，哭而不言，固问之，则大哭”

①崇祯自缢的三月十九日更成为一个特殊的时点时常牵动遗民的心绪，引发遗民的感伤。黄宗羲有《三月十九日闻杜鹃》诗一首，顾炎武有以“三月十九日”为题的诗两首。遗民的另一种常见的凭吊方式是拜谒思陵、孝陵。在故明“孤臣孽子”的眼里，明皇陵俨然是故国旧君的化身。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钟山的孝陵和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昌平天寿山的思陵，成了众多遗民备经艰难险阻前往拜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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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曾七谒孝陵，六谒思陵，时间主要集中在顺治八年（1651）到顺治十七年（1660）这十年内。他有诗云：“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②逐渐残败的孝陵，是明朝宗庙的象征，也是明王朝的象征，在天崩地解之后，它成了漂流无主的遗民们心灵皈依的家园，成了清初遗民的精神支柱。顾炎武一次次的拜谒，是对覆亡的故国的深切怀念，并凭借这样的参拜行为来砥砺自己反清的情结。鼎革初南京城的颓败萧条也很能唤起遗民的麦秀黍离之叹。南京，既是明朝的开国都城，又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所在地，也①《明遗民录汇辑》，第 1057 页.

②王冀民.《顾亭林诗笺注》卷四，《重谒孝陵》，第 709 页.18

是明朝的经济重心。旧国都城在明遗民的记忆中难以忘却，然而明清易代，往事不再。其三，更名改姓以示不仕新朝的民族气节和光复明朝的期望。更名改姓在易代之际是一种普遍现象，《明遗民录汇辑》里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遗民通过易名的方式表达自己不仕二姓的信念和矢志抗清的决心。陈确，字乾初，原名道永，字非玄。明亡后，为表示隐居求志，以遗民终世的气节，取《周易》乾卦及其初爻“确乎不拨”之意，更名为“确”，更字为“乾初”。顾炎武，本名绛，

乙酉改名炎武，一说取汉光武中兴之义；一说幕南宋遗民王炎武之为人而改名，说法各异，然改名立志盟誓之意甚明。炎武尝化名“蒋山佣”，同样寓意深刻。“蒋山”本是南京的一座山，蒋山代表南京，亦象征明朝；佣，乃仆人。“蒋山佣”三字相合，意即“明朝的臣子”。归庄更是屡屡更名，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归庄》中说：“忽请于学使者，改名祚明。自是以后，或称归妹，或称归乎来，表字或称

元功，或称园公，或称悬弓，恒轩其别号，亦号普明头陀”，在遗民的话语世界里，名字被赋予了丰富的含义。易名，有时意味着对过去的决裂；有时是记录历史的方式；有时则是表达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满。满洲贵族在定鼎中原后，也已经逐步认识到士人在汉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三、与清朝的不合作态度

面对明清易代的现实，多数遗民没有直接参与反清朝武装斗争，而是采取了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明朝的忠贞和对清朝的反抗，那些直接参与反清斗争的遗民在大规模反清斗争失败后陆续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这种与新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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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作的态度，形成了他们一种近于畸形的心态和行为。

其一，“不履清土”。明清易代之际，许多遗民以伯夷、叔齐为榜样，效法他们“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的精神，明亡后宁愿背井离乡、流亡海外而拒不接受新朝的统治，病骥老人在给孙静庵《明遗民录》作的序里写道：“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①数千遗民为了实践“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高贵气节，远离故土，怀抱着对已逝王朝的眷恋和对新朝的仇恨，茫然无依地漂泊在东南亚各国。朱之瑜无疑就是其中的典范。虽然有些遗民不入城是为了远离战乱或逃避清政府的追捕，但大部分人是出①孙静庵.《明遗民录》，第 372 页.

②梁启超.《明末朱舜水先生之瑜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13 页. ③《朱舜水集》，第 68 页. ④《朱舜水集》，第 68 页. ⑤《朱舜水集》，第 619 页.20

于不承认新政权，或出于悔恨舍离的意识。如余正元，“遭流寇变，居州东北郊，开鹤林社，教授后学，足迹不入城市”。

①遗民抱着不与清廷合作的决心，断绝、舍弃社会化的行为，往往选择把自己禁锢在某一特定的场所。比如陆世仪，他在亡国后，“尝上书南都，不用，又尝参人军事。既解，凿池宽可十亩，筑亭其中，高 卧、闭关谢客。桴亭之名以此”②。

遗民在僧与俗之间的徘徊，表面上反映的是儒释之争，实质上反映的却是遗民在理想与现实、“忠君守节”与“顺乎天命”之间的挣 扎徘徊。

第二节 “隐居”型遗民的反清思想

遗民隐居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有隐于土室岩穴者，如李二曲、王夫之；有隐于力田耕稼者，如孙奇逢、颜元、张履祥等；有隐于行医济世者，如吕留良、傅山等。 一、物质上的匮乏

明遗民似乎对陶渊明有着特殊的情结，不仅强行把他列入遗民的行列，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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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把他作为效法的对象。如万寿祺《答人》曰：“自学柴桑老，门前五贫柳。”孙奇逢《与友人谈五柳先生》亦曰：“我最爱陶公，门前少五柳。„„陶公如见我，应与同携手。”①以致钱谦益在《陶庐记》中讥之为“陶渊明一夕满人间”。②

在遗民的世界里，陶渊明已经抽象成为田园归隐生活的一个符号，他象征着大自然的静穆、和谐无虑的田间生活。《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所营造的脱离尘埃世网、无拘无束的生活场景，使明遗民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他们期望以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心境过无所萦怀、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忘却亡国之痛与人世沧桑。

二、云游型遗民的反清思想

顺治四年（1647）起，反清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成昨日之事，遗民“恢复”的口号已经完全失去了号召力。到了康熙初年，情形就不同了。游幕学人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形成了清代历史上的一次游幕高峰。①其间还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比如朱

彝尊、陆世仪、毛奇龄、顾祖禹、李因笃、梅文鼎、刘献廷、查慎行等。这一方面反映了士人的生存需要和对建功立业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清王朝统治的彻底巩固和遗民种族意识的相对弱化。

第二节 拒不出仕型遗民反清思想的转变

在康熙十七年博学鸿儒科被荐的遗民中，坚拒不出者自然还是有的。顾炎武①严绳孙.《秋水集》卷十《南乡子》.遗民被荐而不赴的还有冒襄、王大经、顾景星、吕留良、费密、傅山、王弘撰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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