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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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喜剧《聪明误》在俄罗斯几代人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教育事业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这部作品鼓舞人民起来为自由和理性，为捍卫进步思想和真正文明的庄严与神圣，同暴力和擅权作斗争，同卑劣和无知作斗争。 作者杰出的智慧在作品主人公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恰茨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对莫斯科“上流社会”那些愚笨的、脑满肠肥的庸人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这些人沉湎酒色，只会怀念“奥恰科夫和征服克里米亚”时代。而具有崇尚自由、启蒙和人文主义先进思想的“当今时代”已经庄严地敲响了存有“过时的偏见”的深宅那扇紧锁的大门。恰茨基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代表。在俄罗斯文学中他第一个向农奴主和保守分子的社会发起了挑战。他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人，要把满腔热情献给祖国，献给自己处于“可怜的奴隶地位”痛苦不堪的人民。恰茨基是新世界的人。他无法接受老莫斯科的生活法则。他对报效国家有自己的看法。按照他的观点，人应该诚实服务，“不挑剔位子，不要求升迁”。恰茨基看不惯那些只看重财富和权势，害怕真理、不敢开启民智的人。他把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提高、科学教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些都与法穆索夫的社会格格不入。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具有聪明头脑的人是不愿意把那些像“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大叔”的人当作榜样的，因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精神上的优点。

爱情戏是这部剧的基础。在爱情戏中隐含着社会的、思想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展现了恰茨基的全部痛苦和他的悲剧。恰茨基到法穆索夫家是找他所爱的姑娘，可这个姑娘却背叛了他。使恰茨基感到痛苦的是，索菲娅竟钟情于平庸却善于献殷勤的莫尔恰林。而莫氏仅有的两项才能是“谨慎”和“安分”。从精神本质上说，她完全属于法穆索夫的社会，所以她也不可能接受恰茨基的爱，因为追求她的是思想和精神与她所处的这个社会完全对立的男人。索菲娅是侮辱了恰茨基卓越智慧和炽热感情的“虐待者”。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恰茨基的个人剧自然就会转变为社会剧，同时也决定了他作为法穆索夫世界中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作家选择了经典的“三角恋爱”关系，保持着传统的喜剧形式（故事情节在一天之内发生在同一地点—法穆索夫的私宅，而且剧中人物的范围也是固定的）。

恰茨基的“发疯”是他当时唯一的表现，不仅是官僚贵族因为恐惧而对他的污蔑，而且也让他有了一个自我申辩、尽情发泄、嬉笑怒骂、贬斥揭露的机会和最好的方式。像恰茨基一样的“危险的幻想家们”毫不客气地撕下了虚假安宁的面具。在他的抨击之下，法穆索夫不再是尊贵的官员和慈爱的父亲，不再是亲切而好客的主人，而是一个残酷的农奴主，启蒙运动的敌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所固有的虚伪和保守，冷酷和卑鄙象“穿上了新衣的皇帝”被当众戳穿了，剩下的只有恼怒、无奈和竭力的挣扎。穿着气派的上校服的斯卡洛茹勃是愚蠢的兵痞。爱说俏皮话的列别季洛夫是一个空虚的饶舌者。永远受大家欢迎的札戈列茨基是厚颜无耻的骗子。他们周围的人也都是一群像伯爵老夫人和图戈乌霍夫斯基公爵一样的幽灵，以造谣诽谤为能事。他们是社会的病毒和蛀虫，危害着社会的肌体，阻碍着文明的进步。他们极其顽固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对触动到他们地位和利益的人竭力污蔑、诋毁和打击，甚至不惜使用最卑鄙、残酷的手段。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冈察洛夫曾准确地指出，恰茨基是这部喜剧中唯一的一个活人。因为远不是作者同时代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恰茨基的原型，能够直接同自己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敌人作斗争的。很显然，格里鲍耶多夫赋予自己的主人公许多理想的优秀品质和才能。他们的机智与其说是让人感到害怕，不如说是使法穆索夫家的客人感到信服。恰茨基的言论在当时俄罗斯文学中还是首次出现。他不仅勇敢、热烈，而且也是理智、深刻、细腻地分析了社会现实。他对当时社会的判断是公正的： 这些人靠掠夺发财致富， 利用亲友逃避法律惩处， 修建的厅堂倒光彩夺目。 成日花天酒地挥霍无度， 外国流亡客也乐不思蜀。 可曾记得主人公与法穆索夫社会的冲突是如何结束的吗？“我再也不会回来„„”难道他是在承认自己失败吗？不，绝不是！冈察洛夫说得好：“旧势力以庞大的数量毁掉了恰茨基，可他同时也用新力量的质量对旧势力予以还击„„”。


在格里鲍耶多夫创作这部喜剧的半个世纪之后，在涅尔琴斯克矿奇迹般活下来的恰茨基们回到了自由的怀抱。“俄罗斯忠诚的儿子”作为胜利者回来了„„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任何时期都会有格里鲍耶多夫们、恰茨基们和其他进步思想的代言人。他们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预言家。可是通常这是与已有的社会秩序和事物的“自然”进程相对立的。于是，社会与个人便会发生冲突。对于真正的预言家，只能“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信仰，为了爱” 而勇往直前，除此别无他路。

我们在阅读和欣赏《聪明误》这部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十九世纪初俄国社会存在的尖锐而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看到一部分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率先觉醒，看到产生这些矛盾的社会制度的腐朽和落后，更要看到作为产生“时代英雄”最为广泛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力量。我们还应该从作品呈现给我们的人生百态中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和基础，从而找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以借鉴的东西。 《聪明误》反映的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永远地走入历史，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会看到某些现象以其它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何与落后的思想观念斗争，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这也是《聪明误》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

这部作品鼓舞人民起来为自由和理性，为捍卫进步思想和真正文明的庄严与神圣，同暴力和擅权作斗争，同卑劣和无知作斗争。

恰茨基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代表。在俄罗斯文学中他第一个向农奴主和保守分子的社会发起了挑战。他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人，要把满腔热情献给祖国，献给自己处于“可怜的奴隶地位”痛苦不堪的人民。恰茨基是新世界的人。他无法接受老莫斯科的生活法则。他对报效国家有自己的看法。按照他的观点，人应该诚实服务，“不挑剔位子，不要求升迁”。恰茨基看不惯那些只看重财富和权势，害怕真理、不敢开启民智的人。他把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提高、科学教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些都与法穆索夫的社会格格不入。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具有聪明头脑的人是不愿意把那些像“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大叔”的人当作榜样的，因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精神上的优点。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俄文名：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Грибое́дов，英文名：Aleksandr Sergeyevich Griboyedov）

俄国剧作家。1795年1月15日 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1829年2月11日在任驻波斯大使时被杀害于德黑兰。

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法学系和数理学系。大学时代结交不少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青年。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受到株连。1828年出任俄国驻波斯大使，在波斯人对俄国驻德黑兰使馆的袭击事件中丧生。格里鲍耶陀夫的戏剧代表作《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深刻反映了19世纪俄国社会的政治冲突和思想斗争。在塑造具有革命倾向的贵族青年形象恰茨基的同时，也描画了以法穆索夫为首的一群贵族顽固派。恰茨基单枪匹马地与法穆索夫集团进行搏斗，终因势孤力单而败下阵来。同时代的不少俄国人把恰茨基看作是十二月党人的艺术形象。《智慧的痛苦》也有较高的艺术性，除人物性格鲜明外，戏剧台词也十分生动，其中不少成了俄国家喻户晓的成语。格里鲍耶陀夫的剧作 还有《年轻夫妇》、《佯装的不忠实》、《大学生》。

浪漫主义作品的特色 思想特征

1、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浪漫主义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极为不满，往往把非资本主义的生活加以理想化；浪漫主义作家深感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创作是一种枷锁，于是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突破文学描绘现实的范围，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地位。他们特别重视爱情题材，对人的梦境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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