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思想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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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思想意蕴

作者：常亚南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13期

摘 要：《围城》的思想意蕴具有多层次性。第一层生活描写层，描写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的世相，对当时的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进行尖锐的讽刺，批判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第二层文化批判层，通过对一批留学生的生存状况、精神状况的描写，揭示中西文化的畸形对接所带来的深刻矛盾。第三层哲理思考层，表达对于生活的真正价值的哲学思考，揭示人生的真谛——在绝望孤独中超越自我。

关键词：思想意蕴 生活描写层 文化批判层 哲理思考层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自它问世以来，关于其主题意蕴的论争纷纷扰扰，莫衷一是。有人从社会本质论、典型说等角度去阐发解释它；有人认为作品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反思；还有人深入阐释作品的哲学意蕴。究竟如何看待《围城》的思想意蕴呢？我认为《围城》是一部有着多重意蕴的作品，本文从社会、文化、哲学思考三方面探究《围城》的深层意蕴。 一、社会批判意蕴

《围城》以抗战时期生活为背景，以方鸿渐为中心，描绘了一群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在生活、工作和婚姻上的矛盾纠葛。作者以戏谑的笔调，形象地勾勒出纷繁复杂的知识界众生相，展现出一幅中国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图画。作家对于他们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的贫乏、卑微和空虚等种种畸形性格和丑陋灵魂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嘲讽：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李梅亭；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高松年；依附官僚、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汪处厚；一心攀龙附凤、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陆子潇与顾尔谦。此外，还有虽然混迹学界，却在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斗胜的大家闺秀苏文纨、范懿……尤其是方鸿渐、高辛楣、苏文纨等留洋归来的学生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有的沉沦，有的堕落，有的一事无成，在传统的围困中消磨着人生。

在着力刻画病态人物的同时，作家把犀利的目光投向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对四十年代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进行嘲弄讽刺，笔触触及了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随着方鸿渐一行人的足迹，我们还看到了当时社会的腐朽、沉滞与混乱。而作家对丑陋社会的批判最主要还是围绕三闾大学展开的。在这里唯文凭是举，不讲什么真才实学，校长阴险狡诈，善弄权术；系主任们拉帮结派，扩张势力；教师们则明争暗斗，相互诋毁。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导致师生思想禁锢，学校如一潭死水，这里活动着老奸巨猾的高松年、厚颜无耻的韩学愈、痞气十足的李梅亭和奴颜婢膝的顾尔谦等，他们不务正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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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赌博，偷情，逐利倾轧，蝇营狗苟，在三闾大学里我们看不到一张稍微可爱的面孔，这一班形形色色的学阀政客、文化匠人占据着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上层地位，担负着教书育人、启蒙苍生的重要职责，怎不令人心冷胆寒！就连那些青年学生也毫无救国救民的理想与热情，愚昧无知、崇洋媚外。

作者以机智、锐利的讽刺融会古今，驰骋中西，将文化教育界众生相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充分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受过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双重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的自私虚伪、软弱动摇的“基本根性”。 二、文化批判意蕴

20世纪的中国现代作家每每注目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骚动与变乱，注目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关怀被侮辱受损害的人们，而钱钟书却在《围城》中对于现代化途中中国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与深广的表现，以深刻睿智的批判意识对西洋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双向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文化的希望寄托在中西文化的接轨上，努力于西方文明的传播与介入，企图以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改良传统的中国文化，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腐朽机制不可能恰当地接受西方进步文化的改良与充实，换言之，西方进步文化的核心成分不可能在愚昧贫穷、素质低下、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机体里从容不迫地安家落户，即使传播进来，也会同中国文化的某些精华部分一起被转成对立面，从而遭到根本否定。4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五四以来的理想人格和人文文化受到严重挑战，帝国主义的侵略使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回顾自己的民族历史与民族传统。经过三十年的风云变幻，西方文化并没有给中国文化带来新的生机，国民精神、社会文化并未像上代启蒙思想家期待的那样得以改造和进步，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秩序仍然根深蒂固，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民主意识、宗教情感等核心成分被排斥在传统文化的机制之外，而远离这些进步核心的表层的边缘的成分、甚至那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不谋而合的东西，如色情、淫乱、凶杀、暴力等，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中西文化的碰撞并未发出耀眼的火花，却造成了光怪陆离、扭曲变形的中国半殖民文化：一方面，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及文化大量涌入，侵袭着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文化是社会基本的文化秩序，但在传统文化的框架里又填塞了西方文化的碎屑与皮毛，以作装饰和点缀。

作家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西洋文化，更确切地讲，作者是在批判当时社会知识分子所吸收的西方文化的皮毛以及他们崇洋媚外的心态。《围城》中的人物与场景几乎处处打上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印痕或阴影，他们以出洋留学为荣，以空洞无指的假文凭提高自身的砝码，对这种虚而无实的文凭也极力推崇。他们个个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个个标榜自己学贯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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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者也批判了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戕害。《围城》中的知识分子群虽然带着西化的面具，但他们骨子里隐藏的却是陈腐的封建灵魂。作品借方鸿渐形象塑造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反省和批判。

总之，钱钟书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对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文化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思考，颇具启示意义，他引导人们寻找文化的出路。 三、哲学思考

阅读《围城》免不了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以至于开怀大笑，当读完全书却不太笑的出来，会有一种“透不过气的压抑感沉重感以至于某种程度的绝望感。”[3]究其原因在于，作品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外又有着深刻的人类学内涵，即对人生问题的哲学思考。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围城》中那段人物对话。褚慎明说：“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钱氏以“围城”作为小说的题名的语用意图，正是通过这种对人生的无奈困境来诠释“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这一隐喻模式的。

总之，《围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典的传世之作，除了具有其他方面的优秀品质外，与其多重的丰富深邃的内涵是分不开的。无论从社会的、文化的还是哲学的角度进行挖掘，都可以看出作者对其独特深刻的思考。作家借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遭遇对知识分子自身以及社会进行了批判，同时笔锋涉及当时社会的畸形文化，作家还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对人性和人生进行了深刻揭露，这正是其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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