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藏书楼--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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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藏书楼－－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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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业堂是一个谜。许多次，当我来到南浔嘉业堂藏书楼，长久地盘桓在藏书楼的花园小径时，总是为这座掩映在绿荫丛林中的一代藏书楼而陶醉。这是另一个广袤幽深的园林，它可以盛得下整个世界。近代的南浔，多得是优雅精致，玲珑剔透的江南园林，三步一阁，五步一楼，那大大小小的园林，总让人留连忘返，但在这些园林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和嘉业堂连成一体的小莲庄。

嘉业堂和小莲庄的主人是刘承干，这位在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藏书家，也是近代浔商中的“四象”之一的刘镛的孙子。和每个后来称雄的南浔富商一样，刘镛最早也是由从事丝业开始起家的，南浔是辑里丝的原产地，历来畅销，刘镛经营辑里丝，专事出口贸易，获得长足发展，后又兼营房地产，开典当，投资金融业，财富激剧增长，遂为“四象”之首。但近代浔商致富以后，都着力于子女的文化教育，并在文化上有了大量投资，这固然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中积聚财富后，必向官场进取，以获得功名，这是历史传统的必然，但另一方面，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使他们看到必须保有充足的文化储备，才能赢得竞争，所以，他们的后代中，不仅学习传统的文化知识，也吸收外来的文明，有很多浔商都是丝通事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刘承干是刘镛次子刘锦藻的长子，因刘镛长子刘安澜早逝无子，以刘承干继承。刘承干是个爱书成癖的人，这和刘安澜是一致的，当时正逢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同邑陆心源“皕宋楼”藏书，震动一时，刘承干不惜工本，重金搜罗，其中包括宋元明善本和珍贵孤本，前后聚书多达一万二三千种，十八万册约六十万卷，耗资三十万元，建嘉业堂藏书楼存书。

站在藏书楼的天井中，犹如置身于一个正方形的广场，抬头仰望，天空也是方正的，显得阔大和高远，天井占地约二亩，平铺方砖，不生杂草，四季如一，这里是夏季晾晒图书的场所。藏书楼是一座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口”字形回廊式建筑，主楼为二层厅堂式建筑，平面呈正方形式，楼分前后两进，每进面宽七间，左右厢房各六间，共五十二间，楼四周墙基约五、六尺高，皆用花纲石砌，面向天井的库房全部装有落地长窗，可见藏书楼建筑的考究。沿着库房边走廊漫步，可看到当年刘承干刊刻古籍时留下的书版。藏书楼的窗户特别多，这有利通风采光，对图书的保存是极为有益的。书楼底层正厅称“嘉业厅”，挂“钦若嘉业”九龙金匾，楼上正厅称“希古楼”，匾额出自一代书家郑孝胥之手，两侧分别设置“宋四史斋”、“诗萃室”、“求恕斋”、“黎光阁”四室，东侧的“宋四史斋”，珍藏宋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并陈列藏书楼自印典籍样本，此处也为刘承干会客之所；两侧“诗萃室”，储藏刘氏父子所编《国朝诗萃》正续稿本及所据以引用的二千余种清人别集。楼上中央一室为“求恕斋”，不置书籍。东侧藏宋元刻本，明初精椠亦择优附置，几乎集中了刊本之菁英；西侧三楹，左右为卧室，中藏珍秘抄本，如煌煌四十二巨册的《永乐大典》、北南诸阁的四库佚本、名贤手稿本等。后进底层正厅的“嘉业厅”，置十三经注疏，南北监本廿一史，汲古阁十七史等，楼上“希古楼”储存殿本桃花纸印图书集成、明万历年间抄本《明实录》以及《全唐文》、《全唐诗》等，其后的“黎光阁”，藏明人别集总集，日本缩印《藏经》、光绪石印《会典》等，藏书楼还藏丛书2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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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1200余种，堂与楼的窗棂、栏干都有“嘉业堂”“藏书楼”的雕刻，巧思匠心，殊饶别致。

中国的藏书楼大多配有优美的园林作为呼应，这体现了中国悠久的人文精神，藏书、读书是要有一个优美的环境的，这样才能求得一个较高的境界，在心灵上有一个温暖的家园。嘉业堂的南面是一个小花园，花草遍地，藤萝漫布，在构型别致的莲池周围，假山林立，其中有十二座假山，酷似十二生肖，游人到此，总是饶有兴致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生肖。在莲池的中央，垒起一座石岛，岛上有亭翼然，名“明瑟”，亭背竖立一石，高约二米，形似虎踞,中腹一孔，吹之声如虎啸。石上有清代著名学者阮元题隶书“啸石”二字，此石为阮元故物，移自朱氏述园。岛两端各有石桥通池岸，岸边亦各有亭曰“浣碧”、“障红”，遥与“明瑟”形成犄角之势。

藏书楼深深地掩映在绿树丛林之中，在这样的花园中漫步，不仅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书香，和承载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之光，还能深切地体会到“境由心造”的妙意。典籍是文明的传承，历史的记录，同样，妙造的园林更是一部韵味深长的大书。南浔历来藏书蔚然成风，而且人文荟萃，藏书家之多，以一镇之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著名的就有沈节甫的“玩易楼”，张石铭的“六宜阁”、蒋汝藻的“密韵楼”，庞元济的“半画阁”，还有周庆云的“梦坡室”，其中沈节甫的“玩易楼”是和宁波“天一阁”齐名的明代四大藏书楼之一。

刘承干收藏的书最为著名的有宋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号称镇库之宝。嘉业堂收藏有两大特点：一是不专重于宋元刊本，更着眼于明清两代，二是不惜工本，广收地方志。其中可称“海内秘笈”的珍本，就有六十二种。嘉业堂藏书值得记述的还有不少名人稿本和抄校本，刘承干曾花两三万元钱聘人在当时国史馆内化数年时间抄回《清实录》和《清史列传》，许多著名的历史典籍经刘承干罗致得以保存，对研究历史，服务当代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刘承干不但以收集古籍而蜚声海内，还以雕版印书而为人称道，前后刻印的书有《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金石丛书》、《影宋四史》、《旧五代史注》、《晋史斠注》、《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历史也许就是这样延续的，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把载史的典籍一代代传承下来，我们就无从知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风俗人情，至少这种历史是残缺不全的，无论如何，不管当初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但典籍的流传，把历史交付于后代知道，我们才清楚是怎样过来的，更何况藏书是一种寂寞的、极艰辛的事业，犹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推上山，石又滚落下来。往往不过两代，藏书就散失殆尽，于是又有人接着做这件事，周而复始，代代相传，这里要付出金钱，还要付出毕生的心血，真可谓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刻书是在藏书之上，更多了一份艰辛，目的无疑是明确的，是能够传布于后世，贡献于社会。刘承干刻书态度严谨，每刊印一书，事先请专家鉴定，再请权威学者校订，然后付刻，刻后仔细校对，再进行印刷。嘉业堂刻书的精美，世所称羡。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吴昌硕、王国维、郑孝胥、张元济、况周颐、朱孝臧、罗振玉、缪荃孙、叶昌炽等人都为之作过贡献，近代那些最为著名的学者几乎集中到一起了。刘承干刻书，还有不少是当时的禁书，这在当时也是很大胆的，如明末屈大均《安龙逸史》、《翁山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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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显的《闲渔闲闲录》等，凡刻印的书，刘承干都有题跋，他刻书并不是为了营利，绝大部分分送学人，不仅送本国的学者，还送给日本等域学人。抗战时期，南浔受到侵陷，但藏书楼未受损失，据悉是受到日本一学者的暗中保护，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战前多次受到刘承干的赠书，心存感激，在战争发生后，他叮嘱妻舅牧少将到中国后要设法保护嘉业堂藏书楼，正巧牧少将的部队入侵驻地正是南浔一带，使藏书楼得以完好保存。

鲁迅先生曾到刘承干在上海的嘉业堂购置刘氏刻本，称赞刘承干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所做的贡献，他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刘承干后来因家道中落，藏书大量散失，遂流入国内各大图书馆，解放后，他将藏书楼及藏书、书版全数赠予浙江图书馆。嘉业堂藏书楼始建于一九О二年，落成于一九二四年，历时二十二年。象这样规模庞大的私家藏书楼，在现代图书馆群起的时代，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座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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