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严羽《沧浪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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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中国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之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清诗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是宋代诗学批评辨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也是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同时显示了严羽试图在儒家理学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指引着明清诗学批评的基本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学批评史意义。

《沧浪诗话》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诗辩、诗体、诗法、诗评、 考证。其核心部分即基本的理论问题都集中在《诗辩》中展开论述的，这也是我们分析《沧浪诗话》理论构架的主要部分。而《诗体》《诗法》《诗评》这三个部分总体上属于诗歌批评，而《考证》部分涉及的问题和内容较多而且较复杂，《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主要是作者的诗论宗旨及其诗学的主张，可以理解为全书的自序。所有这些形成了《沧浪诗话》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关于此书中的理论前人多有评说，而且多有争论，而终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妙悟说，兴趣说，别才别趣说，以禅喻诗等几个方面。

《沧浪诗话》的以禅喻诗,倡导"妙悟"为核心的审美认识论。《沧浪诗话》所总结的宋代诗歌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对明清诗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代诗歌美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诗话》的总纲。“诗体”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基本观点。“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比较琐碎，偶尔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想。五个部分互有联系，合成一部体系严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在诗话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正由于此，它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

《沧浪诗话》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它把宋诗的演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沿袭唐人，至苏轼黄庭坚变革唐风，南宋中叶以后又转向晚唐学习。它对于宋诗的变唐很不以为然，尤其反对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作风，谓其并不理解诗歌的特点，违背了诗学的传统。对于“四灵”和江湖诗人的倡导晚唐，它也认为“止入声闻辟支之果”，未进入“大乘正法眼”。

根据这样的情况，《诗话》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别才”、“别趣”的中心口号。这里所说的“别趣”，是指诗歌作品有别于一般学理性著述的美学特点；所谓“别才”，则是指诗人能够感受以至创作出具有这样审美属性的诗歌作品的特殊才能，也正是艺术活动不同于一般读书穷理工夫之所在。“别才”和“别趣”紧密相关。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非关书”、“非关理”，或者也叫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基本宗旨。

严羽论诗并不局限于“兴趣”这一点。《诗辨》谈到作诗的法门有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个方面，还谈到诗歌的品类、技巧、大致的分界与最高的境界，范围相当广泛。尽管如此，“兴趣”仍然是他衡量诗歌的最基本的标尺。他批评南朝人与宋人都是说他们未能将词、理、意、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了那种浑成而又含蓄的美质。作为对立面，他称许唐人又推崇汉魏古诗也是出于形象整体性与含蓄美的要求。他这样重视诗中“兴趣”，对于救正一部分宋人诗作忽视诗歌审美特点的弊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强调过了头，也容易导致重艺术而轻思想的偏颇。


“别才”，在严羽诗论中也称作“妙悟”，这原是佛教禅宗学说的用语，指佛教徒对于佛性的领悟，《诗话》中借以表示人们对诗歌美学特点，也就是诗中“兴趣”的心领神会。在严羽看来，诗人的艺术感受和创造的才能，跟一般读书穷理的工夫是截然两码事。读书穷理固然有可能促进诗歌艺术的提高以“极其至”，而艺术活动的根柢则并不依赖读书穷理。这就意味着“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是关键所在。

至于“妙悟”能力的获得，《诗辨》中认为是从阅读前人的诗歌作品中培养出来的，而且不是任何诗作都有助于人们的“悟入”，必须是那些本身具有严羽所赞赏的意境浑成、韵趣悠远特点的作品，才能促成人们对这种艺术特点的领悟。同时，这种阅读的方式不是指的思考、分析和研究，而是指熟读、讽咏以至朝夕把玩的工夫，换句话说，是一种直接的感觉和艺术的欣赏活动。

严羽心目中的“妙悟”或“别才”，是指人们从长时期潜心地欣赏、品味好的诗歌作品所养成的一种审美意识活动和艺术直感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藉书本知识和理性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含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这种心理活动和能力便构成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

这一观念的提出，表明严羽对于艺术活动与逻辑思维的区别，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未能科学地阐明思维与直觉的辩证统一关系，反而趋向把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致使其“妙悟”说带上了浓重的玄学色彩，招来后人的种种非议与指摘。

“妙悟”既然来源于对好的诗歌作品的熟读与涵咏，那就需要对诗歌艺术作出正确的鉴别，严羽称之为诗识，一种从艺术意境、风格上识别诗作的邪正高下深浅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能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达到“取法乎上”的目的。

严羽认为，诗识的形成是来自对各类诗歌的“广见”和“熟参”，亦即来自对诗歌体制的细心辨析，辨别诗体是严羽定下的学诗的第一关，由辨体以立识，再由“识”入“悟”，而后通过“妙悟”导致诗中“兴趣”，这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活动的过程，从而构成了严羽论诗的圆融贯通的体系。不过这个体系最终归趋到师法前人，尤其是盛唐人的诗歌艺术上来，根本上忽略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推动作用，不免存在着以流代源的缺陷，为明清两代的拟古思潮开了不良的风气。

《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从贬抑宋诗新变的成就，重新思考诗歌发展路径开始的，具有正本清源的意味，也是宋代诗学批评辨析唐宋诗风差异的理论总结。侧重于强调诗学批评中存在着某种凌驾于具体创作之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与典范，这种标准与典范首先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上，即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具有某种最典范的创作阶段，这一阶段该体裁的创作具有整齐划一的时代风格，而这一风格则是超越时代的典型范本，必然成为后世长期师法遵循但永远无法达到的创作楷模。对这种典型范本的归依与膜拜是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格调派诗学复古的潜在内涵。

《沧浪诗话》对盛唐诗歌的经典化，显示了严羽试图在理学思想体系之外建构诗学话语的努力。严羽在论述具体诗体上，尤其是论宋诗演变发展及其与唐诗的承继与新变非常深刻，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的全面清算的基础上的。严羽认为，宋诗三百年的发展路径是完全错误的，学唐者也是在沿袭唐诗的流弊。对宋诗特征与创作成就的否定，为严羽辨唐宋诗体制、树立尊唐抑宋的话语权威，尤其是为盛唐诗歌的经典化，奠定了理论前提。

它对古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成为读者把握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重要枢纽。它鲜明地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问题，触及艺术形象和形象思维的某些基本的属性、基本的方面，把传统的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还全面地展开了关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体辨析、诗歌素养等各部分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


思想资料。这众多方面的贡献，都应予以足够的估价。

正由于此，《诗话》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诗论中，不仅“格调”、“性灵”、“神韵”诸派都从它里面汲取养料，作为立论的根据，就是一些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如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也都借鉴了它的理论思维经验，予以批判的改造，推陈出新。另外，从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直到沈德潜《唐诗别裁》，历来的唐诗选本和唐诗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出其或明或暗的投影。因此，《诗话》几乎笼罩了明清两代的诗学。当然，《诗话》在理论观点上的失误及其对后世所造成的消级影响，也不容回避。

尽管如此，《沧浪诗话》仍不失为一部体系完密而具有多方面建树的诗歌理论专著。一部《沧浪诗话》，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玄思，也开启了“以禅喻诗”更为广泛的诗论祈向，尤其是对意境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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