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青少年的反社会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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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少年的一些特点

反社会倾向

但是我们能得出一个或许对青少年父母有些帮助的结论，就是青少年反社会倾向有时候表现得很明显，但有时候不容易被发觉，包括青少年自己，因为它被接纳了。也就是说因为环境、社会或生理足够健康因而吸收了反社会这种倾向的破坏性，因此这种反社会倾向就不会浮出水面被人察觉。更何况可能正是社会创造了这些倾向以一种不被留意的方式来得到表达的场所，因为成人的世界与之有关。 为了考虑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广的角度而不仅仅从行为的表达来考虑反社会倾向。温尼科特（1956）提到反社会倾向与丧失之间存在关联。由于时间久远，他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近期一片名为《关于青少年反社会行为我们知道些什么？》的综述（Farrington，1995）完全没有提及温尼科特。温尼科特是在二战结束十年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感觉成人世界对于青少年的仇恨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把上百万处于青春期后期、还没进入到承认其的青少年送往战场而亡。他所写的正是关于这一事实，它的影响随着时间而减弱，现在被其他事物的影响所代替。

然而温尼科特（1956）所指的反社会倾向到底指什么，他又是怎么看待它的表达？下面的故事会给我们一点提示：

一个朋友向我咨询她儿子的情况，他是家里是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她不能把约翰公开地带到我这里来，是因为她的丈夫信仰宗教而反对心理学。她能做的只有和我谈论这个男孩日渐严重的偷窃冲动：他从商店和家中大量偷窃。因为实际的一些因素，我只能与这位母亲在餐馆进行一次短暂的共餐。进餐时她告诉我她儿子的这些问题，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我必须当时就给她一些建议，否则我就什么也做不了了。于是我就向她解释了偷窃的含义，并建议她寻找一个她与儿子都感到合适的时刻来向他作出解释。似乎约翰在每天晚上上床之后的一点时间能与她比较好地相处，通常在这个时间他会谈论信心和月亮。这个时刻是可以被利用的。

我说：“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知道当他偷窃的时候她不是想要他所偷的那些东西，而是在寻找他有权享有的东西：他在向父母情提出要求，因为他感到失去了他们的爱。”我告诉她要使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这个家庭中父母双方都是音乐家，我可以说我对于这个家庭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可以看到这个男孩某种程度上变得缺乏关爱，尽管他有一个好的家庭。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信，这位母亲告诉我她按照我所建议的做了。她写道：“我告诉他当他偷钱和食物或其他东西的时候，他实际上想要的是他妈妈；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并没有期望他能明白，但他确实似乎明白了。我问他是否觉得我们不爱他因为他有时候很顽皮，他马上说他不觉得我们很爱他。可怜的小东西！我感觉太糟了，我没法跟你说清楚，于是我告诉他永远、永远不要再怀疑这一点，如果他感到不确定，就提醒我再次告诉他这点。当然我应该很长时间都不需要在提醒了，这是多大的一个震惊啊。可能一个人需要这些震惊。所以现在我更加善于表达，尝试不让他再感到怀疑。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再出现偷窃了。”

这名母亲还找了班主任谈话，向她解释说这名男孩需要爱和赞赏，并取得了她的合作，尽管男孩在学校惹了不少麻烦。 八个月过去了，这个男孩一直没有再发生偷窃，并且男孩和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大大改善了。 在考虑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必须记得我在这名母亲青少年时期就很了解她，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她自己经历过的反社会阶段。她是一个大家庭最年长的孩子。她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父亲对她严格纪律约束，特别是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因此我所做的有一种双重治疗作用，允许了这名年轻女性通过她给予儿子的帮助来反省她自身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帮助父母来帮助孩子时，实际上我们也帮助了他们自己。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温尼科特把反社会倾向，特别是以偷窃和撒谎为特征的反社会倾


向视为一种尝试，来取回这个孩子觉得从自己身上被夺走的东西。因此我们采用剥夺这个词而不是缺乏，因为后者是指青少年从来没有拥有过。对于温尼科特而言，偷窃的孩子寻找的不是被偷的东西而是他或她对母亲的权利。这种权利来自于（从孩子的观点来看）母亲由孩子创造的事实。

这可能看似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但如果我们接受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不完全是客观中立，而是被我们自身期望严重影响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说母亲是孩子创造的。这意味着从我们出生那天起我们所认识到的母亲成为我们依据对她所有的天阉所创造的的一个形象，伴随着我们所有的快乐、满足、沮丧和悲伤。通过这种方式，母亲成为我们生活和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温尼科特提出，如果无论什么原因，我们感到我们以任何方式被剥夺了母亲，那么，我们就会去寻求并找到她，并用偷窃来表达这种寻求和找到。

但是反社会倾向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破坏性，有时候以撒谎来表达，或者用其他方式如把东西弄得一团糟。大体上，温尼科特觉得孩子是在寻找一种环境的稳定性，能够承受自己冲动行为带来的压力。这通常被称作青少年的“试探界限”行为，那些为了青少年期孩子晚上什么时候应该回家而斗争的父母可能对此非常熟悉。 另一个把东西弄糟的表现就是青少年的卧室，以及似乎永远无法让年轻人把他们的脏衣服放进洗衣机并且在他们做完一件事之后把东西清洗干净。这些行为看上去都显得十分退行，特别是在“他们小时候似乎那么好”之后，对于父母也很有攻击性，并且在双方之间都相互产生了许多仇恨感及愤怒的暴发，一直到父母和青少年似乎不能忍受对方的地步，或者说将永远会是如此。当时温尼科特所提出的最精彩一点就是反社会倾向是希望的一种表达。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破坏性行为似乎那么漫无目的，怎么会是希望的一种表达呢？现代年轻人不是比我们当年有更多的优势和机会吗？难道他们不只是被宠坏的孩子吗？

无论温尼科特的想法看起来多么荒谬，它的确帮助我们去理解年龄-犯罪曲线形成原因。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再次思考青春期到来时发生的事情。关于反社会倾向，我们第一个留意到的特征就是把偷窃看做寻找失去的所爱客体，这似乎是有些自相矛盾的。“反社会”的青少年似乎对所爱的人表面上显得很坏的事实让这更为复杂。在一种特殊情况下，青少年似乎是用一些让对方感到很仇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难怪父母有时候感觉他们不能理解青春期的孩子，而且他们的孩子有时候也觉得不被理解。

反社会倾向和未来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会是希望的一种表达呢？关键在于，除非你希望能找到，否则你不会去寻找。寻找表达了对未来的一种感受。那为什么青少年有感觉他们失去了些什么呢？如果我们认为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出现了一种变化的感觉，觉得生活从此就不一样了，跟随这种变化的感觉，不可避免会产生一种丧失感，混杂着一种新事物带来的愉快却可能还有威胁性的冲击。但是丧失感却一直存在，同时与旧家庭界限的冲突表达了青少年离开和获得自由的一种愿望，伴随着一种放心的感觉，就是家庭不会被青少年的离开所摧毁，并且在他们回来时仍然在那里。

现在我们来看年龄-犯罪曲线，我们看到它最普遍的特征是十几岁后期和二十多岁早期犯罪率开始下降。我们还留意到趋向高峰的年龄似乎随着离开学校年龄的上升而上升。如果我们考虑青少年对于爱所表现出的矛盾模式，我们可能会回想起朱丽叶因为罗密欧的爱情而陷入的困境。如果她要找一个适合她成人身份的伴侣来离开家庭，她将会选择一个某种程度上与父母敌对的伴侣。这里我用“将会”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她的父母可能实际上会感到很高兴，但因为她的选择暗示她从对父母婴儿式的依赖中脱离开了，他对此举动的不情愿可能表现为觉得他们是抵抗的一方，而不是自己：意识到她自己的抵抗可能会对维持这些依赖性的联结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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