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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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史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方法论。一如新社会史，区域史同样企图全面、整体地掌握人民生活的全部历史；不同的只是，区域史明白宣示是通过「区搜索域」这种方法和方法论来落实其研究目的。由于新社会史和区域史的基本研究旨趣相同，因此，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年鉴学派史学或新社会史的「总体史」目标的实现，大多体现在区域史的研究成就上。若就中国史的研究来看，二十世纪晚期，一些主导中国新社会史发展方向的重要著作和概念，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系统」、黄宗智的「过密化模式」、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或秦晖的「关中模式」等，大多立足于「区域」所获的成果。那么，区域史在历史研究中，究竟具有哪些方法论上的独特性，而成就其在学术研究上无可取代的地位？

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表面看法相当简单。即依据某些自然和人文要素为指标，而将地表空间划分成一系列的地理区或区域，然后针对区域内的各种相互关联现象，包括自然环境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以及人文活动的人口、经济、交通、聚落、政治、社会、文化等，进行整体性的历史探讨，就是一般所说的区域史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也是地理学中区域传统，从整体的角度探讨当代各种现象的方法。二十世纪初期，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就主张：「先从分析一小区域入手，综合小区域研究而成一州一山的地志(区域地理)，再综合一州一山的地志而成一国的地志。」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像法国或美国那么复杂的大自然区域，面积广大，景象复杂，要在这些区域中，一看便找出确切的地理事实，那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只有先就一小区域内，作缜密的研究，然后才能识别和估定自然和人生间严正的地理关系。」

白吕纳对区域研究的看法，到了二十世纪晚期，仍旧可以在中国提倡区域史研究的学者中，看到类似的反映。例如万灵说：「中国的区域性和地方性变异幅度很大，要对整个中国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就必须精细地剖析这些地域性变异的内容和程度，以利为人们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细密而又轮廓分明的画面。」换言之，「分区研究是为了更细致、更具体地认识整个中国。」而常建华也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区域社会史)是将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另外，叶显思也指出：「(中国)各地人文社会情况，由于历史上开发的先后，以及人口迁徙、风俗习惯的差别等等因素，而出现了千姿百态的面貌。只有分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概括全国历史的总体。」

因此，基于「区分是为了综合」、「局部是为了整体」、「小区域研究是为了大区域的整合」的理念，区域或区域史研究被视为不具独立存在的学术研究价值，进而将其定位为从属或附庸于整体的「局部史」、「地方史」。这种对区域史所作的解读，就我看来，如果不是误解，也至少是有欠周全的。 作为一种方法或方法论，区域史解读或探讨历史的途径，基本上是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时空坐标上，也就是将历史现象放回它产生的区域(空间)脉络中加以审视，并经由掌握该区域范围内历史现象的历时性、共时性纵横交织而成的各种具体关系，再逐步细致、深入的探讨相互扣连的历史现象，与问题的形成过程、机制和意义。 通过区域史的研究途径，在具体空间脉络下所逐步重建的历史面貌，和依赖从各地抽离区域脉络汇集而成的历史材料、进行综合性研究而描绘的所谓「整体」历史面貌，应该具有性质上的差异。例如，从清代台湾各地汇集民变和分籍械斗资料，按时间序列排比所作的综合性研究，得到的可能结论是：「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台湾历史社会相。然而，如果将这些民变和械斗拆散，分别放回各自发生的区域，而在具体的区域脉络下整体审视这些历史材料，看到的可能是民变和械斗另一种不同的历史意义和面貌。

区域史的研究途径，不但使田野调查成为可能，跨学科交流成为必要，而且数据的种类和来源也大为拓广。区域史的实证研究者，大多能够体会这种研究途径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中的独特性。研究中国明清史的所谓「华南学派」，其重要成员的亲身体验就值得引证。刘志伟说：


「通过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之中，细致地、反复地琢磨与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对历史的感悟。人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创造历史的，如果没有对于空间历史的认识，我们解读的历史就只能是一条单纯的时间线索。」郑振满接着说：「为了直接体验空间的历史，我们就亲自到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地方去做田野调查。那些文献上死的历史在田野中就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在田野中还会发现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内容，并且看到它们原本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周围事物联系一起，历史就变成立体的。」而陈春声除了指出：「小小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具有其它研究所不能取代的意义」；以及「小小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揭示『整体历史』的意义，而且这种在较深层次上，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总体把握，也只有在小小区的研究中才有可能」；更感性地说：「置身于乡村基层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踏勘史迹，采访耆老，尽量挣脱文化优越感和异文化感，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

要言之，就我看来，区域史的研究，与其说是以区域本身作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如视为一条逼近历史现象或问题的进路。毕竟历史是复数、多元、重层的，区域史和其它历史研究的进路，各自呈现不同角度的历史面貌；它们之间，可以互补，可以并存，但却是不易杂糅，也难于整合。通过区域史的研究进路，可以探寻历史的普遍性、规律性，同样也可以凸显特殊性、独特性；究竟走向何方，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旨趣、研究设计和现世关怀。据此而言，区域史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内在逻辑，与其它进路的历史研究相比，没有主从、高低、优劣之分，有的只是针对研究旨趣、目的，应用是否恰当的问题而已。

从社会史、区域史、区域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到地域社会，一路说来，我想表明的主要有下列三点：

第一，这些研究领域虽然各有学术发展脉络，但却拥有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那就是整体性的综合。综合不是分门别类、无所不包的拼合，而是有机性的整合。因此，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须要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概念，同时也不能缺乏一个足于通达各层面现象的立足点。清代北台的内山研究，引用「地域社会」和「拓垦集团」就是分别要阐明这一层方法论的意义。 第二，这些研究领域虽然各有宣称的研究重点和目的，但是如果愿意放弃领域立场，开放边界，或许可以发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法国现代地理学的开山祖师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维达尔‧德‧拉‧白兰士；1845-1918)，原出身于历史学，而后转向地理研究，而奠定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年鉴学派新史学的创始者费弗尔(Lucian Febvre，1878-1956)和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都是白兰士的学生，也是同时代杰出的地理学者，只是后来他们转向历史研究，并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以致人们逐渐遗忘他们曾经拥有的地理学家身份。即使到了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6)，仍旧可以在他的著作里清楚的看到地理学的骨架，甚至血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研究领域其实有着同源共祖的一面。

第三，我引用日本「中国明清史」学者提出的「地域社会」作为整合性的概念，固然在为台湾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可用的方法论，但同时也企图在社会史、区域史与区域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之间，架起一座跨学科的桥梁，以资峙立学科两岸的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即使不愿认祖归宗，至少也可以促进来往交流，互助互惠。通过清代北台内山的实证研究，我对这一座跨学科桥梁的阐释，或许不够完备，但我相信「地域社会」作为沟通历史学、地理学，以及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潜在功能应该是可以期待的；同时我也相信付出模糊学科边界的代价，以取得更为完整的人类知识，是一条值得追求的学术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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