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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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即我感

-------------试论袁枚《随园诗话》真情论 文学与传播学院

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性灵派三大家”。代表作品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等。其中的《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是他诗论的主要著作。《随园诗话》，古代汉族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著作。《随园诗话》是袁枚的一部有为之作，有其很强的针对性。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袁枚所处时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崇理学与反理学、重汉学与反汉学斗争颇为激烈，袁枚是坚定地站在反理学与反汉学的立场上的；与学术思想上的斗争相应，文艺上复古与反复古、重教化与主性灵的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袁枚则是乾隆诗坛反复古、主性灵思潮的杰出代表。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主张复古与诗教的沈德潜格调说，并批评翁方纲以汉学考据作诗的不良风气。其所倡导的性灵说诗学，推动了清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在清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蒋湘南《游艺录》说：“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可见袁枚之在清代的广泛影响。

首先，《随园诗话》的精华是其所阐发的“性灵说”美学思想，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誉：“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袁枚也自评，“中间抒自己之见解，发潜德之幽光，尚有可存”（《与毕制府》）。综观《随园诗话》诗论，主旨是强调创作主体应具的条件，主要在于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以这三点为轴心生发出一些具体观点，从而构成以真情论、个性论与诗才论为内涵的“性灵说”诗论体系。袁枚的“性灵说”,实际上由真情论、个性论、诗才论所构成。“个性论”与“诗才论”已另有专文阐发,本文试图论述“性灵说”内涵之一——真情论。

其次，我们要探讨真情论我们就先明白真情论的定义。所谓真情论就是，《诗话》认为诗人创作首先必须具有真情。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情至不能已，氤氲（yīnyūn）化作诗。”诗作为抒情的艺术自然应该“自写性情”，并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反对以考据代替性灵。《诗话》尤其推重诗“言男女之情”，以与沈德潜的伪道学观点相对抗。鉴于诗写真情，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强调“诗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诗”，借以反对“动称纲常名教”的“诗教”观。以此同时， 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

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


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袁枚论诗标举“性灵”，注重抒写个性情感，强调独创，反对传统教条。他的诗话著作《随园诗话》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性灵”诗学思想，袁枚为了建立其“性灵”诗学思想，对稍前或同时代诗坛上王士禛的“神韵”、沈德潜的“格调”、翁方纲的“肌理”诸说，宗唐学宋的风气，都进行了批评。《随园诗话》卷五第三十八则：“抱杜、韩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骨董开店。”这一论述可以看作是袁枚批评当时诗论总纲，“贫贱矫人”说的是王士禛的“神韵说”，“权门托足”、“木偶演戏”是沈德潜的“格调说”，“骨董开店”是翁方纲的“肌理说”。

第三，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认为唐、宋只是“帝王之国号”，而诗歌是“人之性情”，

国号不能对人的性情进行划分，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是“节外生枝”，无关诗歌创作，更与诗人们所表现的“真性情”无干系。其次，诗歌只能以工拙分，而不能以朝代分。初唐诗有雕刻之弊，不仅中唐有之，盛唐亦有，他举例说：“盛唐贺知章咏柳云：‘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初唐张谓之安乐公主山庄诗：‘灵泉巧凿天孙锦，孝笋能抽帝女枝。’皆雕刻极矣，得不谓之中、晚乎？”“施肩吾古乐府云：‘三更风作切梦刀，万转愁成绕肠线。”（《随园诗话》卷七）宋诗有琐碎之弊，唐诗照样也有，“杜少陵之‘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琐碎极矣，得不谓之宋诗乎？”（同前）学唐者不必说宋诗无诗，学宋者也不能贬斥唐诗，对此袁枚打了个十分贴切的比喻说：“余谓：诗称唐，犹称宋之斤、鲁之削也，取其极工者而言，非谓宋外无斤，鲁外无削也。”

最后，袁枚对王士祯作如上批评，我们依然能从他的“性灵”说中找到答案。他认为“诗之必本乎性情”（《随园诗话》卷三），“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有大臣语，有闺阁语，亦有名场耆旧语。（《随园诗话》卷四），性情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因而袁枚论诗主张风格只有不同，没有高低，不可执一端而贬斥其余，后学者学诗只有根据自己的性情，“兼综条贯”，才能挣脱古人之藩篱，自成一家。他说：“诗人家数甚多，不可硁硁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为是，而妄薄前人。须知王、孟清幽，岂可施诸边塞？杜、韩排奡，未便播之管弦。沈宋庄重，到山野则俗。庐仝险怪，登庙堂则野。韦柳隽逸，不宜长篇。苏黄瘦硬，短于言情。悱恻芬芳，非温李不可。属词比事，非元、白、梅、村不可。古人名成一家，业已传名而去。后人不得不兼综条贯，相题行事。虽才力笔性，各有所宜，未容勉强。然宁藏拙而不为则可，若护其所短，而反讥人之所长，则不可”（《随园诗话》卷五）

综上所述我们也能看出，袁枚论诗的内核是“性灵”说，对历代诗论的批评也是如此，内容上，他不赞成“格调”说的“温柔敦厚之旨”，反对“肌理”说在诗中表现学问，而主张抒写性情；形式上，反对“神韵”说仅标诗之一格，不赞成“格调”说的复古摹拟，对“肌


理”说的诗中堆砌典故也颇为不满，而主张有利于流露作者真“性情”的诗歌形式，即我写即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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