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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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文化研究方法是什么

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既开创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传统，也同时为媒介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比如雷蒙德·威廉斯，他对“文化”一词的重新定义对当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威廉斯扩展文化的意义，将文化由原来人们认定的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的“整个生活方式”，把文化视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同义的”⑶(前言第7页)，这就将大众的生活方式纳入到了“文化”的范畴之内。而在事实上，媒介已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威廉斯扩展文化的含义，也就为媒介文化研究确立了理论的合理性。文化研究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其另一重要成员斯图亚特·霍尔“特有的贡献，就是将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诸形式与受众的解码策略联系起来”⑷(第60页)。霍尔着力探讨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如何借助传媒的力量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意识形态，他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播散过程中的重要性，看到编码解码所呈现的复杂性：“这完全进入到争夺意义的斗争之中——语言中的阶级斗争”⑶(第352页)。霍尔使意识形态成为文化研究包括媒介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的概念之一。

2.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

大众文化研究是当代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理所当然是媒介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因为大众文化是依大众传媒相伴而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将大众文化视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还是马尔库赛“单面人”的隐忧，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倾向。而被称为“庶民文化的乐观者”的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不是从文化生产而主要是从文本接受的层面解读大众文化，认为大众具有对抗宰制的能动性，他由“快感”的分析中对大众文化作了积极的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和费斯克等人分别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3.后殖民理论与文化全球化理论。

可以说，后殖民理论与文化全球化理论为媒介层面的跨国跨文化传播和全球化传播提供了多元的理论见解。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德华·萨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关注的萨义德的《东方学》(其后还有与之相异的续篇《文化与帝国主义》)认为，“东方”是欧洲“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话语方式，它体现“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其建构东方的话语方式包括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等等，事实上这种话语方式离不开大众传媒，可以说大众传媒是文化殖民的一种主要工具。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学》可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那么约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则以解释学的理论、方法说明受众对文


本的解读是主动而复杂的，从而表明“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支配作用的论点难于成立。同时他又以自己对民族文化认同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见解，质疑“文化帝国主义”。汤林森的观点既有为西方文化帝国辩护之嫌，却也为文化传播全球化提出了另类见解。其他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阿芒·马特拉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批判性地审视文化传播全球化。戴维·莫利等《认同的空间》主要探讨全球媒介、电子世界如何影响、重构国族间的文化边界。这些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行文化传播全球化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的理论见解。

4.女性主义研究。

女性主义研究虽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话语场域，但其共同点在于反对性别(女性)建构和评价中的权力话语，这种话语霸权包括男性中心主义与种族歧视双重内涵。而在今天，大众传媒无疑是性别“再现”的主要场所，女性主义研究也就为媒介性别文化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媒介性别文化研究既包括媒介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也包括女性受者、传者及女性传媒的研究。

5.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几乎毕生致力于研究、批判知识/权力之间的关系。他倾向于将权力诠释成分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多变的、无主体性的、生产性的，他认为每一知识断层都充满权力，每一话语系统都含有权力的运作与规范。他的理论给西方文化研究包括媒介文化研究提供了反对各种话语霸权的有力武器，被“文化研究”思潮视为理论的总纲之一⑸(第113页)。让·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以及仿真、超真实、内爆等范畴，都与媒介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波德里亚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理论以及当代媒体、艺术和社会的话语。

传媒对文化的影响

1.传媒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和影响越来越突出和明显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传播活动，当代文化传播中传媒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和影响越来越突出和明显。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3]在口传文化阶段，文化的传承和积淀主要依靠语言、文字及符号;在大众传播时代，文化的传承与积淀、整合与交融、变迁与革新日益呈现出媒介化的趋势。现代传媒利用信息技术，对文化资源采用先进的保存手段和传播技术，不仅使当代人可以共享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还能引发关于传统文化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思考，促进传统文化现代意蕴的开掘与创新。

2.传媒作为一种文化装置，能动地、有选择地传播文化


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的文化要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必须不断地得到宣传和传播，使人民群众获取最新的文化信息。传播媒介是一种便利的、迅捷的传播工具，使文化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和传播。传播媒介的手段丰富多样，不同的方式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权威的传媒机构对具有恒常性价值的文化尤为关注，这对规范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导向是有重要意义的，而当下流行的DV作为电视传媒发展的新生代，更多关注和传播的是一种民间文化、草根文化，这同时也带动了电视传播的平民性和参与性。

3.传媒不仅传播文化，而且还能为自己创造文化，即传媒文化

传媒的更新和发展不仅推动人类文化的交流与转型，而且不断改变人们对文化的感受方式和审美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中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传媒的数量、种类和规模不断得到迅猛的发展，当代文化对传媒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信息社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就要求社会各类信息的传递、加工、处理更加专业化。文化产品从生产、传输到交换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传媒的参与。正是文化对传媒的这种依赖性，使传媒文化的最终形成成为可能。90年代以来，传媒文化在当代中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传媒承担这维持良好文化生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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