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组织化

【#文档大全网# 导语】以下是®文档大全网的小编为您整理的《利益组织化》，欢迎阅读！

张静：中国跨阶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

发布时间:2010-01-20 17:43 作者:张静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26

次

什么是“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性内聚”。“同质内聚”是一个社会学词语，它指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相似社会结构特征的人会聚在一起，通过一定的社会单位团结起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社会学观察社会冲突和秩序问题的常见视角。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改革触及利益分配，但是改革到今天，没有形成巨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二是改革引起了利益分化和竞争加剧，但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大致稳定。

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和社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分化和竞争加剧，导致执政党的瓦解，但是在中国却没有？——我认为，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特别结构有助于解释这两个问题。

在政治社会学里，解释一个社会怎么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认为有五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是有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者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根据学者的研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五个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弱化。为什么？政治学往往从管制的角度去分析，而政治社会学，则要观察中国特别的利益组织化的结构。

在西方社会，一般认为，利益组织化的基本单位是阶级和政党。因为阶级和政党可以组织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社会结构特征以及共同价值观的人。因而利益竞争通常发生在组织化的群体之间，即政党之间、阶级之间。但是在中国，大量的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虽然一直存在着层级和等级的现象，但是这些层级和等级却没有形成一个边界清楚的、有明确内涵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换句话说，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组织共同利益的基本单位。社会学关于三十年来社会分层的研究，显示中国的社会分层增加了，不同人群的收入、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居住地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差异。但是，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利益，是不是也通过这些分层而得到了组织化？要使这个问题清晰化，有两点是可以观察的：一是观察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共享价值的群体，是不是存在一些较为同质性的社会结构特征，如出身、地位、收入、职业、种族、教育，甚至性别等等。二是观察利益和价值的内聚或者冲突、竞争，主要是沿着什么样的边界群体展开，它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如何。

观察这两个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是跨阶级的。就是说，有共同利益、付诸行动并展开冲突的人群内部，并没有显现非常明确的共性——阶级地位的属性，这些人不具有同质的社会结构属性。社会学最近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制度环境的偏好差异，和他们当前的地位属性关联较弱，但是和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未来的想法，以及他们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关联较强。李培林


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利益诉求方面，同样是劳工阶层，其内部的差别高于劳工阶层作为整体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别。华盛顿佩尔研究中心二○○八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程度，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差别。哈佛大学马丁·怀特教授最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指出，从调查数据可以得出，人们当前的地位高低，并不是理解他们对分配体系所持态度的关键。人们对贫富、公正等问题看法上的差别，与他们现在的收入和地位差异关联不大，但是与他们个人过去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则有强相关。

从网络论战也可以得知，人们的冲突，与其说和他们的收入、地位、身份有关，不如说和具体事件、他们的价值，以及生活、工作单位的具体利益有关。具有共同社会结构属性的人群中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分歧。

这些表明共同利益的内聚并没有显现一个阶级组成的稳定边界，参与共同内聚的人，其成分也不是定型于某一种阶级或阶层分类的。所以，虽然中国的社会阶级似乎正在形成，阶级分化也非常明显，但是它所带来的主要是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居住群等这样一些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还不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变化，也就是利益内聚方面的分化。这种社会结构现实，难以形成组织化的阶级利益群体去反对社会变革。比如义乌工会，已经是一个工会的典型，当它帮助工人打官司的时候，所代理的并不仅仅是工人，经常还有业主和企业家。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跨阶级、异质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其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重组进程，另一个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社会连接网，也就是人际关系传统。

先看第一个因素。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社会再组织化的形成，改变了原来的社会选择和流动的分类结构。通过就业结构的行政化和集中化，使得一个人职位上升、流动的渠道和他原来的出身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个人必须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才能有比较多的上升机会，个人利益和所在的单位关系密切。还比如，我们并不是在原有的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相反，是土地改革以及工商改造，造就了一个农民阶级，或者是一个工人阶级。这表明，当时发生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改变了自然选择和流动的社会类别，“阶级”自然分化的过程中断，新的组织化利益单位产生。

第二个因素是传统的社会网络。林南先生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人运用朋友、亲属等社会关系网，获得社会资本的两个指标——其高度(接触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士)和广泛度(接触多样职业和角色的人士)，都相当显著。这说明，传统社会联结网络的扩展，是有利于跨阶级往来的。

这两个关键因素，在中和阶级和阶层利益组织化的作用方面，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在利益组织化方面，它们促进了“非同质性内聚”结构的形成，组织化的利益内聚主要以单位和部门为特点。

应该注意，在这样一个利益组织化结构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角色的变化。因为，这种特有的利益组织化结构以行政单位的面目出现，社会冲突往往变成单


位和单位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竞争。适应这种社会结构，执政党的角色就变成了在不同的单位利益之间协调和平衡，游离在它们之间，而不是代表其中的一个利益集团。这种跨阶级的协调角色，使得执政党和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执政党今天能够保持稳定性，以及扩展它的利益代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上述利益组织化结构的缺陷是，没有办法组合那些分散的、体制外人群的利益。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69009305463610661ed9ad51f01dc281e53a561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