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病梅馆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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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病梅馆记》解读

作者：路 遥

来源：《新课程学习·下》2010年第06期

摘要:在中国文化中,是有以病态为美的传统的。只不过,在王朝盛世和太平时期,这种病态的审美观不太为人所注意。但在王朝的末期或衰败时期,这种病态美就特别明显。龚自珍从“病梅”入手,以小见大、因微知著,他对黑暗现实的针砭是一针见血的。 关键词:龚自珍 悲凉与愤懑 病梅意象

今年阴历正月元宵节,浓浓的年味儿还未散去,冬春之际的雪花还在漫天飞舞,应朋友邀请参观了山右美术馆在省城举办的“董寿平先生画展”。董先生生于山西,擅于画梅,先生的粉梅、红梅、墨梅多姿多韵而有致。由眼前梅花不由联想到写梅的诗文佳作,清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便是其中之一。说起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想起了我与该文的几次相遇。第一次是在中学时代,那是懵懂的年龄,文革刚刚结束的时期,一切百废待新,老师讲解生字词,划分段落,归纳大意,总结中心思想,看似条条有理,实则讲得含混,学生学得糊涂,根本没有明白这篇文章的思想,印象就是这篇文章很没意思。第二次与《病梅馆记》相遇是自己从教之后给学生讲课,年轻教师特有的不懂装懂也是不甚了了。第三次阅读《病梅馆记》是在去年偶尔翻阅古文鉴赏辞典的时候,人到中年的阅历加上对世态人情的体悟,这才第一次真正走进了《病梅馆记》。

龚自珍(1792-1841),初名巩祚,字尔玉,又字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是道光九年的进士,但一生沉于下僚,不得伸展,后终于辞官南归。五十岁时卒于江南丹阳之云阳书院。龚自珍是古中国典型的有良心、有理想、有担当、有才华、有眼光、有见识、却仕路坎坷、不为世用、以致终身明珠蒙尘、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也算出身名门,他的外祖父是清代著名的大学者段玉裁,因此,他自小打下了良好的学问基础。可惜,朝廷腐败,时局艰难,他虽有社会变革和改良吏制的抱负,但始终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样的人生遭际,使他的诗文作品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悲凉与愤懑不平之气。而这种悲凉与愤懑不平之气,正是我们解读龚自珍作品的关键所在。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时代。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也已经像一条古老的破船,历经风吹雨打,已是千疮百孔。但旧时代虽然行将就木,却一时苟延残喘、死而不僵。当时社会上乌烟瘴气,一片死气沉沉。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价值取向、文化趣味等等等等,无一不体现着病态与变态。而病态与变态最常见、最直接、最典型的外在表现就是“扭曲”。针对这样的社会与政治的末世症候,龚自珍在他的诗文中多有揭露与批判。眼光独到、思想深刻、词锋犀利、情感沉痛。他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著名的散文《病梅馆记》。


《病梅馆记》是龚自珍的散文名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又提《疗梅说》,写作于道光十九年,作者辞官南归杭州之后。这是一篇富有深刻意义的寓言短文,《病梅馆记》明写梅,实写人。梅即是人,人即是梅。以梅喻人,以病梅喻被旧体制、旧传统、旧观念、旧思想所迫害的新生力量。这一点,是解读本篇名文的关键。

作者首先提出了“正常健康”的梅的状态是“直、正、密”。而病梅的状态则是“曲、欹、疏”。但世人却弃正常健康的梅的“直、正、密”,而取病梅的“曲、欹、疏”。造成此种“审美趣味”取舍的是当时一班所谓“文人画士”的特殊的“孤癖之隐”。就是以病为美,以变态为美,以不正常、不健康为美,以丧失天然生气为美。

这里的“文人画士”,指的就是当时病态的社会体制和畸形的社会风习。以病为美,好像仅仅写的是人们的审美趣味,实际上体现的是人们的价值取向。中国封建社会走到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老大帝国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呈现衰敝之势,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关健还在于,这种死气沉沉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体制本身还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它已经渗入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当然地认为,病梅是美的,而挺拔、正直、茂密的梅是不美的。在帝国国民的内心里,此种意识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因之,“江、浙之梅皆病矣”,其实也就是“天下之梅皆病矣”。

人在清醒中死去并不可悲,最可悲的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死去,甚至是在心满意足自以为是的状态下死去才最可悲。几乎每一个王朝的末期都是这个样子。清朝也不例外。本已病入膏肓,却还心满意足自以为是,这颇类似病理学上的“回光返照”,正是疾病已经不可救药的反映。人们对于“病梅”的追求,体现的就是一种病态的精神世界。当然,审美的病态,反映的还是政治的病态和文化的病态。审美上“以丑为美”“以病为美”,政治上则一定会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文化上则一定是逻辑混乱、本末倒置。龚自珍另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己亥杂诗》云: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想固然美好,但奈何其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却是“万马齐喑究可哀”。这“万马齐喑”与本文中的“病梅”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意象。“万马齐喑”讲的是整个社会的死样活气,而“病梅”讲的则是具体而微的个体的死样活气。我们将这两个意象放在一处进行比较分析,就更能体会作者悲苦、焦灼、沉痛、无望的心情。我们知道,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主张经世致用、改革内政。文中他以梅作比,其实揭露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的畸形、扭曲与朽败。

在中国文化中,是有以病态为美的传统的。只不过,在王朝盛世和太平时期,这种病态的审美观不太为人所注意罢了。但在王朝的末期或衰败时期,这种病态美就更显得特别明显。比如,我们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子捧心”,就是典型的病态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形象也是病态


美。而具有悠久历史的“三寸金莲”更是被某些中国的男人所宝爱。我们常常提到的“环肥燕瘦”也不是什么健康的形象。但就是这样一些形象却赢得了广大中国人的喜爱与追捧。我们放眼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自汉唐以后,在美的领域中,很难找到健旺饱满、高大充盈、淋漓酣畅、气壮山河的意境意象,而多的是有气无力、失魂落魄、灰头土脸、凄凄惨惨戚戚。龚自珍正值末世,他的“病梅”揭露的就是清朝晚期社会那种畸形的艺术审美趣味。当然,上面已经提到了,龚自珍反映的绝不仅仅是文艺上的问题。他表面上谈艺,实际上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他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这篇文章中,抨击当时社会,上无“才相”、“才将”,下无“才士”、“才民”,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这种状况的造成与其时体制上摧残人才、文化上禁锢思想、艺术上提倡病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龚自珍从“病梅”入手,以小见大、因微知著,其对黑暗现实的针砭是一针见血的。

从艺术角度说,这篇文章亦极具特色。我们知道,梅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健康明朗高洁向上的象征,这方面留下了许多名作佳篇。但龚自珍却另辟蹊径,不写梅的好,却写梅的病。其立意就已先声夺人。与之前所有写梅的作家一样,龚自珍写梅也是写人,但他这篇文章的特异之处在于,他的着重点不是写梅所象征的那些被压抑的新生力量,而是着重揭示造成此种现象和状况的深层社会原因。就是说,龚自珍主要不是写“病梅”所象征的人,而是写造成“病梅”所象征的人的那些人。关键还在于“病梅”这一意象,在中国传统文艺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梅、兰、竹、菊”并称“四君子”,而梅居其首,可见梅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正面地位有多么显赫。而龚自珍“病梅”形象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梅的形象的一个冲击,而且从纯粹的艺术角度讲,更是极大地拓展了梅在文艺领域中被表现的空间,也增添了梅本身文化上的丰富性和立体感。

让我们再回到文章本身。通篇有一个中心比喻形象“梅”,以病梅比喻被束缚、被摧残的御用人才,以自然之梅比喻个性解放的俊杰之材。无独有偶,作者《九月二十七月梦中作》一诗亦有云“官梅只作野梅看”。所谓“官梅”指被官方正统所欣赏的被矫揉整饬的病梅,比喻被束缚被扭曲的官场庸材;所谓“野梅”指自然朴素、保持本性的梅,比喻沦落民间的仁人志士。这句诗值得玩味。“只作”犹云“权作”,是说身居官场,满目“官梅”,想望“野梅”权且把“官梅”当做“野梅”来看。作者欣赏的是“野梅”,鄙弃的是“官梅”,因此才产生了这种移花接木的想象。此中委屈,非深味不易得。《病梅馆记》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理想固然美好,然而与广大无边深重无比的社会黑暗相比,他的这一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想法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天真无奈呀。

作者单位:

山西太原师范学院基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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