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晟词人”周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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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词人”周邦彦

“大晟词人”周邦彦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落魄不羁，行为放荡，《宋史》上说他“不为州里所重”，也就是地方上的乡亲父老都鄙薄他的为人。他后来向宋神宗进献《汴都赋》，被任命为太学正。因为他精通音律，宋徽宗就让他作“大晟府”的提举官。他与万俟咏等“大晟词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又按月“进献新词”。这些“进献”的“新词”，歌颂皇帝的盛德大业、描绘祥瑞事迹，是典型的宫庭文学、庙堂文学。另外他们又创作一些类似南朝宫体诗的艳词，突出反映了北宋末期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万俟咏把他的作品分为两体编集，叫“雅词”和“侧艳”，大概“雅词”就是按月进献的应制词，“侧艳”就是庸俗下流的艳词。他自己后来都觉得“侧艳”一体“无赖太甚”，于是删去，另编词集为五体，这五体的名目除“应制”以外还是“风月脂粉”、“雪月风花”、“脂粉才情”之类，而被周邦彦总称为“大声”。可见他们实际是一批帮闲的御用词臣。

周邦彦无论早期或后期，无论在外地或在京城，都经常和歌妓舞女交往，过着冶游放浪的生活，跟柳永的经历类似，在词的创作上也接受了柳永的影响，风月艳情与羁旅闲愁就成了他的词的主要内容。他的这些词还特别在形式字句上刻意雕琢，写得玉润珠圆，“富艳精工”，与柳永的“词语尘下”有所不同，被认为“无一点市井气”，其实这更适合极端腐朽纵情声色的北宋末期上层统治集团的胃口。应该说周邦彦的词对苏轼所开拓的词的道路是一种反动，代表了北宋词创作的一股逆流。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贞”，是贞洁的“贞”，这里指高尚纯洁。刘熙载认为周邦彦的词品卑下，肮脏。他又说：“周旨荡。”意思是周邦彦词的内容放荡。即使是把周邦彦奉为“极则”的清人周济，也不得不承认周邦彦的词“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王国维的《清真先生遗事》很不恰当地说周邦彦是


“词中老杜”，“两宋之间，一人而已”，但他在《人间词话》中同样不得不承认周邦彦“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而且也不得不承认周邦彦同欧阳修等词人比较起来，有着娼妓和淑女的区别。

周邦彦对南宋的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王沂孙等注重音律形式的词人有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许多人对他的推崇也主要是认为他的艺术成就高。周邦彦在词的创作上确实很讲究字句的锤炼、典故的使用与全篇的层次结构的安排布置，又善于融化前人诗句。为了配合音律，他不仅注意平仄，而且严守四声。这当然对词的艺术表现是有发展和贡献的。但是离开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侈淡艺术成就，剩下的无非就是技巧的卖弄而已。而周邦彦词中偶有可取的作品，倒是他的有着切身感受、反映一定生活现实的怀古伤今或描写羁旅行役的篇章。怀古伤今的作品如《西河》这首题作“金陵怀古”的词，融化古乐府《莫愁乐》和刘禹锡《石头城《乌衣巷》等诗的辞意，抒写兴亡之感，境界显得比较开阔。描写羁旅行役的作品，周邦彦写得比较多。这类作品，有的与柳永的作品近似，如《尉迟杯》这首词，从岸边送别，写到孤舟独去，由回忆“珠歌翠舞”，推想“如今向渔村水驿”，再归结到“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与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异曲同工。但周邦彦写得较为含蓄，尤其是一些中调词，字句本来不多，就更写得曲折深婉，如著名的《蝶恋花》和《玉楼春》。《蝶恋花》题作“早行”，通共只有十句，却由拂晓起床写到独自登程，全由惊飞的乌鸦、井边打水的声音、天上的晓星、地上的露水，远处的鸡鸣，烘托依依不舍的离别心情。《玉楼春》只有八句，上片四句以“当时相候亦栏桥”与“今日独寻黄叶路”对比，表现欲归不能趵惆怅，下片四句就专写离别之恨，“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写人如风吹散了的江上白云，表示彼此离散，情则如柳絮被雨打湿以后，紧紧地贴在地面上，表示恩爱缠绵。这种写法显得凝重一些。周邦彦和柳永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他描写羁旅行役往往采用咏物的方式。如《花犯》一词写梅花，《六丑》一词写蔷薇，《兰陵玉》一词写柳树、《大瞄》一词写春雨，等等，属于托物咏志，以眼前所见某一景物为题，抒写离别流落的感伤哀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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