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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许先生不断开拓新的方向和领域,著作颇丰,《从历史
看管理》就是他关于“历史解释”的一个研究成果。
在《从历史看管理》一书中,许倬云先生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路径来阐释现代管理学,推陈出新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古为今用的可贵参考。该书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博古通今的大手笔,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蕴含的深邃广博的管理思想,在当今社会统筹、资源分配、企业运营等多个层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关于“管理功能配套分析”的精辟论述。众所周知,任何管理都牵涉四个阶段,即筹备计划阶段(政策从哪里开始、由谁提出政策的建议)、决策阶段(由谁怎样做出最后的决定)、执行阶段(政策具体由谁执行)、监督考核阶段(看看成绩怎么样),关于这四个阶段,管理学有着自己的体系。而从历史看待这四个阶段,却是一种全新的感受,给人一种全新的思路。现结合相关知识,把几点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筹备计划阶段。
纵观中国历史,由谁来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作为决策的参考和依据,各朝各代都有相关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因为这些成功制度都反映了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广开言路”。例如汉代的“廷议”,在朝廷上开一次讨论会,鼓励大家发言,言者不禁,就是一种广开言路的好方法。唐朝也是如此,凡是有大小事情的时候,统治者都会向一般的读书人或者在朝官员来征求意见,这可以说也是科举制度的前身。后来的“八股取士”虽然有其自身的弊端,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即使到了明朝、清朝,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会考“策”和“论”,其中,“策”就是对现实政治的意见,“论”就是对历史上的事件加以议论,可见,“广开言路”的做法古代统治者就已经很重视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有不少的大公司用设“意见箱”的方法来收集
多方意见,公司职员对公司的意见可以直接寄给总经理,使下情能够上达,甚至被决策者采用而成为政策,保障了公司的良好运作;还有一些公司邀请管理学院、商学院或者特定的顾问公司(咨询公司)从专业的角度为公司的决策提出建议,都是不错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北京电力公司甚至基层单位也有采纳)
二、决策阶段。
中国历史上的决策,君权与相权之争,也就是皇帝的权力和宰相的权力的冲突,是一对常见的矛盾。宰相大致相当于总经理,皇帝大致相当于董事长,理论上皇帝(董事长)只管大事,具体行政工作由宰相(总经理)处理,但二者权力的界定和把握却不是像理论表述的那样简单。历史上,从设立宰相之职,到废除宰相之职,以及内廷、内阁、军机处等等机构的存亡兴衰都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
而今天,在现代公司中,董事长是权力的来源,总经理或总裁是权力的具体执行者,二者之间也会起冲突,二者的权力应该如何平衡,我们可以从历史朝代更迭及制度兴衰中找到一些启迪。利用这些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们建立更为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三、执行阶段。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执行越来越成为社会、公司发展的重点,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能否取得执行的.效果,制度能否在实践中得以落实,成为决策层日益关注的问题。那么,如何加强执行力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参考资料。
从历史看,各朝各代都比较重视机构设置及建章立制。如明清两代设有六个大部,这种一级单位——执行单位有一个正职领导、两个副职领导,即一个尚书、两个侍郎;每个部又有两个班子(称为“曹”),一个汉人班子,一个满人班子,重要的事务并不是由尚书一个人决定,而是“部曹”开会决定(实现了民主与集中,体现了执行中权力的监督)。另外,部下面还有司官,这种机构能够使政策执行层层传递,并能保证一级对一级负责,又能避免专权。
四、监督考核阶段。
说到中国古代的考核,不能不说张居正,虽然他是我国历史上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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