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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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危机

“福利国家”是指私人企业生产物质产品，而政府则提供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准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险、卫生保健、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内容的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是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在某些领域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减缓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矫正市场机制对无劳动能力者分配方面无能为力的缺陷，为一部分特殊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生活帮助。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普遍出现了危机。首先是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滞胀”，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但高税收是高福利的基础，减少税收，出现财政赤字，高福利难以为继。其次是近年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福利国家”高福利、高工资、高补贴、长假期的优越条件，削弱了他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高福利还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西方就业机会外流和第三世界廉价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市场，“福利国家”竞争力减弱，难以支撑高昂的福利开支。

“福利国家”的危机最终导致了“福利国家”对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从“福利国家”发展形势的分析预测来看，“福利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既不会从根本上被推翻或取消，也不会完全按照过去形成的那种模式走下去，福利经济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由于社会福利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要使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成为政治现实，社会福利计划必须能为领取津贴的人提供像样的补助，同时能强烈地刺激人们工作，而且给纳税人所带来的负担必须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会受到福利、效率、负担这三者关系的相互制约，福利经济制度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不能顾此失彼。

对“福利国家”的福利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对福利经济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同时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总的来看，在目前的形势下，社会福利会朝着“社会化”、“私人化”的方向发展，但不会完全“社会化”和“私人化”；社会福利将会走“第三条道路”，而且还会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是社会福利的私人化。社会福利私人化是福利经济制度改革的一种模式，其主要内容是：规定收益制下的公共账户转为规定缴费制下的私人账户，政府公共部门的集中垄断性管理转为私人基金公司的分散竞争性管理。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不再作为局内人来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而是以局外人的身份通过各种措施来纠正市场失灵。社会福利的私人化可以实现激励机制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兼容。而且，社会福利私人化还能弱化政治效应，并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来增进社会福利。总之，社会福利的私人化提高了效率，但不排斥公平，因而社会福利私人化将成为福利经济制度世界性的改革趋势。 其次是走“第三条道路”。经济一体化及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使“福利国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问题更加突出：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加大了经济政策实施的难度，同时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以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为依据的经济政策，已经不能够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地解决经济全球化冲击之下产生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美国民主党和欧洲左翼政党为解决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执政理论，或者说是要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与旧的政府干预和各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之间，找到一条在当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第三条道路”作为西方国家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在政治上模糊阶级界限。“第三条道路”在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抛弃了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合作，反对权威主义和排外主义；同时，在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寻求“平衡”，即在该进行干预的地方决不让市场自由放纵，在该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决不插手。第二，在经济上制造新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寻求平衡，


而是要在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寻求平衡；同时，强调经济政策与经济运行的广泛参与性，以实现公平，促进效率，减轻“福利国家”的福利支出负担。第三，实行新的社会政策，即在投入与产出、生产与分配之间寻求平衡，实行积极的、有益的投入——产出模式，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同时，倡导责任与权利相结合，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第三条道路”强调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用经济增长来促进社会公平。“第三条道路”所要解决的实际上是政府作用与自由市场作用的协调、国家管制与民主的协调问题，只是一种管理方式上的变革。

第三是社会福利的国际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市场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生产的规模和人员的流动已经突破了主权国家的界限，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框架的“福利国家”的公民福利保障机制越来越表现出对生产规模和人员流动的不适应；同时，“福利国家”的价值观也随着生产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被广泛传播。在这种形势下，“福利国家”要么强化政府，提高关税，防止资本外流，抵制外来廉价劳动力产品对“福利国家”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要么降低其劳动力价格，迎接世界市场的挑战。由于“福利国家”中的高福利政策得到了广大劳动者的支持和拥护，因而“福利国家”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福利以适应世界市场劳动价格的做法难以实现，而实行关税壁垒又会引起雇主们的反对。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制定共同的社会福利政策，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当前世界各国居民正被贫困、失业、环境、社会解体等问题困扰着，国际贩毒、犯罪集团活动日益猖獗，也威胁着世界各国居民，特别是富国居民的安全。在日益恶化的国际社会环境中，“福利国家”很难独善其身而继续得到发展。

因此，社会福利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内政课题，而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课题，“福利国家”的发展也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领域，而逐步涉及到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及国际性发展战略。也就是说，社会福利将以社会福利私有化经营为先导，不断向着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福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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