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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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读书人，作为时代的一种特征与存在，时刻都在对这个社会有所反思。在很多问题面前，他们似乎都是一种"糊涂"的状态，并且这样的"糊涂"被外界猜测为不会思考，甚至是书呆子，而不识时务。其实并非这样，在我看来，很多时候读书人都在保持一种内心的果敢与抗拒。他们的抗拒，是来自内心世界的自省。

九十年代中叶，由于一本传记《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国社会对於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史家陈寅恪的学术和人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过去，陈寅恪虽然是一位蜚声中外学界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过学院的门墙之外。然而随着该书以及其他有关陈寅恪的文集和相关文献出版，他的声名越出学院围墙，广为传播。虽然北京当局的报刊所刊此类文章并不算多，但在知识界内部，学人交相传阅，极口称颂，出现了一种”举国争说陈寅恪”的热烈景象。

陈寅恪本人的魅力源自何方？“陈寅恪现象”的原因和意义究竟何在？它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影响？陈寅恪本人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类似我这样的读者甚感兴趣并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出身世家。所谓“陈氏一门”，是指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到陈寅恪这三


代人。陈寅恪的挚友、著名学者吴宓曾评价说：“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被并称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读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书籍，与梁启超等人经常在一起“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

陈寅恪本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导师，其后又先后在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陈寅恪有精深的学养，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原创性和深刻性成双峰并峙，罕有匹敌。被人誉为“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教授的教授”。如吴宓所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除了其渊博学识及其创造性成就外，更重要的在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近代的.兼容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


义。它是中国文化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而诞生的一种新人文道统。

陈寅恪先生的学品与人品在现代中国知识界标举了卓越的风范。

陈寅恪的学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对曲学阿世——这既针对个人，也针对民族和文化。这在他的身上是极其鲜明，绝无妥协的。

在中国，遗世独立的陈寅恪风范，作为一种自由精神的遗产，为将来的中国文化系统，奠定精神独立的基石。 作为儒家价值的人格化，他给中国知识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儒家价值通过陈寅恪的身体力行而凸显其特色，并显示出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命力。同时，陈寅恪还向知识界展示了儒家价值经改造后如何可能与西方的”学术独立”相协调，从而与自由主义相交融。

陈寅恪昭示给我们的正是一条兼容中西的文化方向。 他的命运，既象征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也象征了中国文化的不朽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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