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诗词中的异域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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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诗词中的异域文化元素

唐诗发生的地理空间主要有三：一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核心文化圈”，二是主要包括巴蜀、荆相以及吴越等的“次文化圈”，三是以西域和岭南为主要区域的“边疆文化圈”。初盛唐诗歌的演进，除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外，外部的因素是推动诗歌发展新变的关键地域因素非在首位，尤其“异域”（即边疆文化圈）因素对诗歌的冲击值得注意。初唐诗坛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地带，以奉和、应制、酬州唱、赠答等诗歌为主，较南朝文学发展变化不大。“异域”进入初唐诗坛，诗歌在悄然发生变化。唐代典型的“异域”，一是西域，一是岭南，有关西域的书写以边塞诗为代表，有关岭南的书写以贬谪诗为代表。初唐时期长安聚集了最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官廷为中心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

这些诗歌在形式与技巧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题材狭窄视野有限，并不能代表唐代诗歌的最高水平。《沧浪诗话》：“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是从题材角度对唐诗进行的整体评价，但若从“异域”文化的角度看，征戍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有关西域的边塞诗，迁谪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贬谪岭南的诗歌。另外，贬谪行旅诗、贬谪离别诗中，其中有关岭南的因为距离遥远知情感体验最为强烈，因而富有冲击力；征戍行旅诗、出塞离别诗中有关西域的则将战争的氛围与疆域的拓展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新的特点。可以说，严羽所说的唐人好诗，


皆与西域与岭南关系紧密，这两个地域的诗歌在初盛唐诗坛振聋发聩，使诗歌境界大开。

西域与岭南的诗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模式，前者承征戍文学而来，疆土开拓与个人建功立业的梦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盛唐边塞诗雄浑壮阔的特点。宋代之前，中原向外发展主要在西北方向，因而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典籍开始，想象的西域世界与现实的西域交相辉映，已形成了昆仑、流沙等重要意象。随着汉代对西域的开拓，游仙诗与乐府引日体中逐渐有了西域意象。唐之前，西域意象在诗歌领域极为有限，不具有典型性，但唐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使楼兰、交河、轮台、北庭等典型的西域意象有了新变，对边塞诗境界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高适：“马蹄经月窟，剑术指楼兰，地出北庭尽，城临西海寒。”皆呈现出博大雄厚的气势，与盛唐精神一致。

王昌龄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唐代诗歌中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既有不同的物境，也有不同的情境，物与情合，最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因而唐代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在内容、艺术形式、境界等方面都对唐诗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域代表疆域的拓展，岭南则代表荒蛮之地，皆为“异域”，亢奋与落寞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遥相呼应，两个地域都与政治前途密切相连，皆处“边缘”，却无形中观照“中心”，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是互相塑造


的共生体。这种书写对唐代文学乃至后世的文学都产生了持特续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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