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的乌托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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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的乌托邦精神

摘要：俄罗斯是世界最动荡、最痛苦，也是世界上最适合乌托邦狂想曲奏响的大舞台；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冷酷无情的压迫，虔诚中夹带着暴力。 关键字：俄罗斯民族乌托邦精神；俄罗斯文明；历史 正文：

“乌托邦”这个词语或许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能够看见，乌托邦(Utopia)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为还有理想，不可能完成的好事情，其中文翻译也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然而这只是字典里的解释。

乌托邦究竟是什么，它给俄罗斯带来多少美丽憧憬与悲欢离合？谁在勾画它？谁在赞美它？谁为它颠沛流离，谁为它血流成河？

从沙皇时代到红色政权，俄罗斯的历史上为何不断出现公开信？谁在咆哮，谁在呐喊？又会是谁带领俄罗斯驶往乌托邦彼岸？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各个民族因其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因素固然展现出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像俄罗斯民族那样独特，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都不像俄罗斯民族精神那样复杂。这是因为俄罗斯民族不仅有着横跨欧亚大陆的幅员辽阔的疆域，而且有着一部起伏跌宕、徘徊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历史和一个对俄罗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起着奠基作用的宗教。这种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心理意识，造就了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思想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俄罗斯思想渗透在俄苏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无疑也在当今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有所表现。而集体主义、极端主义、平等观念，在国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俄罗斯思想”的具体体现。

而乌托邦，也许是人类最独特的禀赋，最古老的梦想，最向往的彼岸，也是汉语翻译的“神译”之笔。

乌托邦是一种极为虚幻、巨大、无形，无数人参与的神秘存在，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处于某种转折关头，当一个社会终于出现历史破晓时分的黎明，或当一个国家失去理智走向狂热和浩劫时，当乌托邦走向反面而面目全非时这一种精神便开始悄然呈现。

俄罗斯是世界最动荡、最痛苦，也是世界上最适合乌托邦狂想曲奏响的大舞台。

普希金在阅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之后曾经感叹，他说，上帝呀，就像我们俄罗斯人一样地忧伤，但是上帝也永远在注视着俄罗斯。别尔嘉耶夫曾经评论到，这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整个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和祈祷，也是整个20世纪俄国人的叹息和祈祷。 俄罗斯为何如此神圣却又如此忧伤？ 谁曾让俄罗斯辉煌，谁又让俄罗斯觉醒？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要多少鲜血去填充？

俄国的土地上诞生了人类迄今为止最神圣、最伟大、也最可悲的乌托邦的幻觉，这深深植根于俄国的地缘和俄国的历史当中。

在俄罗斯历史上，充满了和这种伟大乌托邦救世主义格格不入的现实。俄罗斯一千多年以来，充满了奴役、压迫、入侵与征服。在欧洲，这种情况也曾出现。可当社会上一种理想迟迟不能实现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要完成一种转型，迟迟没有到达这个目的的时候；当乌托邦的理想被变形、被背叛的时候，总有一种声音，有一批人要站出来，说是先生们，你们走错了，你们欺骗了我们，这个理想已经被背叛了！我们不妨把这种东西称为公开信原则，它也许是一封信，也许是一本书，也许是一次演讲。当自由没有在欧洲降临的时候，欧洲就处于自己的公开信时代。但丁、哥白尼、雨果、巴尔扎克、伏尔泰，海涅，都是欧洲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公开信的缔造者。客观来说，欧洲、西方，所谓的公开信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不用再用这种要付出各种高昂代价或者迫不得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俄罗斯不一样。

当俄罗斯的这种天命意识、这种拯救意识降临的时候，俄罗斯实际上被专制、被黑暗笼罩。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之后，广施暴政。他通过宪兵、密探、官僚和整个国家机器，迫害先进的知识界，同时他对土耳其和波斯发动战争，然后出兵华沙，镇压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俄罗斯帝国的御用文人们，完全陶醉在这种虚假的貌似强大的俄国和他们的主子面前。沙皇的一个幸臣本肯多夫，他把官方的意见总结为三点，就是：俄罗斯的过去无比伟大，俄罗斯


的现在无比辉煌，俄罗斯的将来将使一切最大胆的预言、最乐观的预言黯然失色。

于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弥赛亚救世精神在20世纪初被彻底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宣告了俄罗斯帝国的乌托邦永远成为历史，同时，一种新的，据称是真正神圣的弥赛亚主义、真正伟大的乌托邦，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 俄罗斯人几十年里曾一直相信，1917年的十月革命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和使命，并且为人类解放事业开辟了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人们料想不到，到了20世纪末，被视为“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发生了“转向”，新俄国的新弥赛亚主义与旧俄国一样，甚至更是一场血腥的乌托邦。

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乌托邦实验是在世界上最辽阔的土地上在俄罗斯进行的，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一半人类都深深地卷了进去，其中包括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然而在俄罗斯的文学方面来看，20世纪以前的乌托邦理想，大都表现为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精神上的否定，知识分子以其乌托邦的幻想，寄托他们作为个人的理想追求，乌托邦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个性。他们与作为现实的主流思想的官方政权的话语是相对立的。但是，20世纪，当本该属于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乌托邦精神为政权所推崇，并作为一种现实的政策加以实施时，人类面临的就将是一场从精神到肉体的灾难。而一旦知识分子依附于这种政权，那么，他的乌托邦精神就丧失了原本作为对现实，对主流官方话语的否定与超越作用而沦为政权意志的代言人。由于俄罗斯特殊的社会形态，其文学对其政权的依附与对抗显得尤为显在，这也就决定了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之间的对抗将始终贯穿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中。

在俄罗斯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乌托邦精神的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而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这两种精神的对抗亦体现出不同的方式。但是，无论乌托邦精神的表现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怎样不同，其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以非理性的幻想来取代对现实的理性观照，取代对生活的苦难的审视，在对国家乌托邦精神的依附中丧失了个体对人的苦难与不幸的人道主义关怀。因此，无论作家个人主观动机如何，从客观上讲，这种乌托邦精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作为人学，作为对现实的形而上的、审美化的否定这一本性。而反乌托邦精神正是体现了文学对其自身本性的追求。

从时间的角度上看，乌托邦深植于人性与历史中，不会因为蒙受血污而殒灭，只要良知、性灵、勇气和智慧尚存，民族的优良精神就会永远呈现。

1989年，萨哈罗夫去世，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久别二十年的祖国，他们的警告和预言一一应验了。索尔仁尼琴最后公开提出的希望是：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俄罗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状况，然而，在我们精神王国里指引我们的那颗星，仍然闪耀着真正的光辉，从未消失。 有人曾问，乌托邦究竟给俄罗斯带来了多少悲欢离合？其实，所有的民族，甚至所有的个人，都有乌托邦理想，都有一种救世主的精神，这是人的神性。但是，像俄罗斯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我觉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就像它的空间，它的国土，在全球上占六分之一，是独一无二的一样，这是所有的其他民族不可能经历的。

关于俄罗斯的现状各说不一，但以某种角度上看，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确实在改善，而且速度比人们预料得要快得多。

有人认为像俄罗斯这种国家，过分看重宗教、道德、精神的民族，经济发展可能不是衡量评价他们的主要指标。至于普京总统所有的内政外交，毫无疑问是立根于俄罗斯的现实上面的。就像十月革命一样，它是诞生在俄罗斯300多年专制帝国废墟的基础上一样，在苏联74年的红色帝国的废墟上，能不能产生一个新的俄罗斯，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没法去预言它。但是有一点，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经过了1991年的解体到现在，这个过程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灾难，它自己倒蒙受了不少东西，车臣的“叛乱”，恐怖主义，但是俄罗斯在这个过程里，它应该是一个奇迹，仍然创造一种奇迹，不能由我们各人的标准来衡量它。

我相信俄罗斯这种民族，能够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民族，产生了这么多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巨人的这么一个民族，如果仅仅要发展GDP，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太难的事情，因为这个民族的个性不一样。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天性自由、“不能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秩序”的民族，由于东方文化的强行介入，使它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由于这个制度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和集体主义精神，俄罗斯人普遍表现出温顺、驯服的性格特征。虽然，俄罗斯人也有缺乏理性，经常感情用事，极易走极端的一面。“决斗”便是这种性格特征的产物。19世纪以来有相当一批俄罗斯作家都是由于一时激动，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决斗。普希金死于决斗，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都曾参与决斗或走到了决斗的边缘。叶利钦时代的激进改革政策更是俄罗斯人走极端的写照。70年前俄罗斯人曾对社会主义投入了无限的热情，而70年后又对其全盘否定。“摧毁一切、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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