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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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文化反哺”

“文化反哺"即"逆向社会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传承模式.是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进行积极主动的文化影响的过程,是与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可并行相容的新型文化传承模式.当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的领域是全方位的."文化反哺"现象的形成,既有社会变迁发展的各种客观原因,也有不同代人的主体原因."文化反哺"现象对促进社会观念的更新、增强代际交流沟通,增进社会融通、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增强年轻一代的社会责任感,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同时对父辈进行着"文化反哺":青年对社会的新器物的使用和新潮流的了解上拥有优势的"话语权力";青年在日常生活层面影响着父辈的行为取向;青年在价值观、人生观上"反哺"父辈。急剧变迁的社会大环境是"文化反哺"现象发生的社会宏观背景;青年同辈群体的交往、社会大众传媒的影响是青年"反哺"能力形成的主要社会途径.

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曲。自1978年后开始的以“改革、开放”著称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在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改造了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我们能够称之为社会变迁的结构性的、持续不辍的变化。变迁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就今天讨论的主题而言，变迁也为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契机，同样对他们的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般认为，社会变迁的直接动因包括生态变化、经济技术变化、文化变化以及价值观与社会行为变化。我们能够发现，这其中的每一个方面的变化都对中国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提出了挑战。

包括人口变动在内的生态变化对中国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提出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对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简单说，20世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人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步入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人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指出，“婴儿潮出生的人虽然只占现美国人口的28％，但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占美国整体经济10兆美元的一半，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如果说持续了19年的“婴儿潮”不过使美国人口增长了7800万，那么在“三年灾害”结束的1962年到实行计划生育的1980年间的18年里，中国的“婴儿潮”则增加了4亿2000万人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进步不仅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婴儿潮”的直接结果。现在，当中国“婴儿潮”后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时，思考“后计划生育时代”人口出生数量的变动及对中国青少年的成长是有意义的。那些被称为“小皇帝”的“独生子女”马上就要面临抚育孩子的重任，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他们的生活能力和消


费观、他们所受的远远强于父辈的教育，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不能不影响到他们对子女的抚育。换句话说，人们在等着看“小皇帝们”怎样生儿育女。

同生态变化相比，经济与技术变化更是被人们视为社会变迁的主要杠杆。在现代社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常将因经济与技术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变迁称之为产业化或现代化。经济与技术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和社会流动增加、社会分化、社会组织科层化、权力民主化、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技术和文化知识方面的积累等等。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26年间，中国GDP从1473亿美元增加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这一经济奇迹在提高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为中国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远比他们的父母一代更为优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新的问题和挑战同样也相伴而生。比如，中国社会的大规模的城市化，使得更多的农村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进入城市，但中国社会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却使大批进城民工的子女处在教育和医疗的“真空地带”；再比如，生活水平尤其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青少年们能够免于他们的父母们曾一再遭遇的营养不良等困境，但由此而来的营养过剩则造就了大批的同样令人烦恼的“小胖子”；还比如，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播媒介的大众化和电子网络的社会化，但传媒和网络在带给青少年们前所未有的信息资讯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包括经济和技术进步在内的现代化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所有变化中，表现为文化创新和文化移入双重过程的文化的变化同样十分鲜明，这也一样影响到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在这里，文化创新包含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再生能力和创造机制，而文化移入则表现为开放过程中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的吸收和借鉴现象。而在现实生活中，文化的创新常常伴随着文化移入甚至就是文化移入的结果。文化变迁所以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究其根本在于文化直接涉及到社会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的积累和代际间的传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生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文化的一元性让位于文化的多元性，这种“让位”在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丰富性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文化间和代表了不同文化的不同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超女”现象及围绕这一现象展开的争论，其实并不是什么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争，而是在文化的鉴定上（注意并不是制造上）拥有“话语霸权”的年长一代和文化的主要消费者年轻一代的代际之争。而我以为，倡导“PK”的“超女”最终所以未被“PK”，反而繁衍出林林种种的各种变异“超女”，是因为前述4亿2000万中国“婴儿潮”中出生的中青年人成了保守的老一代和激越的年轻一代之间的缓冲或中国这块人口三明治中的“夹层”。事实上，这部分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元论践行者因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成为文化多元论的忠实捍卫者。套用那句老话的格式，你可以不喜欢“超女”，但你一定要捍卫“超女们”想唱就唱的权力。


最后，价值观与社会行为的变化一样影响到中国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为中国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的选择增加了难度。在一个只有一种尺度的社会，尽管个人生活无从选择，但也同时不会给人们带来选择的困惑。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所以顺利，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无需选择，我们的生活连同生活的意义都是由伟大领袖预先决定的。但今天的孩子们不同，他们生活在一个连大人们都说不清楚的时代，一个转瞬即逝的时代，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在这样的变迁时代，他们难免会有些晕头转向，尽管同我们相比，他们适应变迁的能力已经强了又强。因此，我们不应该让今天的孩子们通过抵御变迁来防止个人生活的错位，我们应该让他们理解变迁的含义，对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采取宽容态度和审视的能力。

而在我看来，反哺就是一种接受，一种在变迁社会必须具备的长辈对晚辈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接受。反哺所以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代际主题，是因为变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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