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评史馆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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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评史馆修史

刘知几评史馆修史

我们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历代政府都把记载和编修历史放在重要地位，设置史官专职其事，至唐更发展成有组织的史馆修史制度，历宋、元、明、清而不衰。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史官修史制度;研究刘知几的史学贡献，亦不能不研究他对史馆修史的评论。刘知几以系统总结唐以前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为己任，这个总结自然也包括了对史馆修史的评论。设馆修史既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制度，刘知几在其兴盛之时却给它那么多的批评，这一批评的科学程度及其实践价值，便在人们心目中产生困惑:

是刘知几评论偏激呢，还是史馆修史本应受到批评,或者两者都有,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个明辨是非的事，它对我们现在的史学事业也有参考意义。因撰此文，以求方家是正。



一、来有源而去有踪，史馆的出现是史学发展的必然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史官修史的制度。这些史官，就是最早的历史学家。我国古代史学的建立及其发展，同史官修史的制度有极大关系。史官修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设馆修史。我们所说的史馆制度只是史官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两者有区别又有联系。即是说，在史馆出现之前，历代王朝都设有史官，负责史书的编撰。而史馆，便是史官制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说，东汉的兰台、东观，本是“当时着述之所”，应是史馆的起源。此后，北魏设修史局，监修国史，它实际上就是史馆。北齐把修史局易名为史馆，宰相兼领其事，称监修国史，可说已粗具史馆规模。至隋，史馆内部已有分工，可同时撰写数史。唐初沿隋史馆旧


制。然自东汉至唐初虽有史馆修史的事实，却未能成为有职守有组织的定型机构。到了唐太宗时代，史馆修史制度方正式建立了。

史馆修史制度确立以后，每一新朝建立，照例为前朝修史。同时，撰写当代史，即实录和国史。自唐开始，每当一个皇帝死后，嗣位新君即命史馆撰修大行皇帝实录，并根据实录撰写国史，以后沿为定制。因此，我国历朝“正史”得以连续不断，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唐帝国经济空前繁荣，文化事业长足发展。造纸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学校教育的扩大，科举制度的兴起，都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体现。设馆修史便是充实和发展封建文化的一项基本工作。设馆修史也是封建政治统一的必然要求。为确保政治统一局面，必须有统一思想的措施，所以设馆修史，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唐高祖于武德五年(,,,年)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修史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贞观十年(,,,年)，房玄龄、魏征等人把修成的五代史“诣阙上之”之时，唐太宗大为赞赏。他说: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修史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贞观十年(,,,年)，房玄龄、魏征等人把修成的五代史“诣阙上之”之时，唐太宗大为赞赏。他说》卷,,,《国史部?恩奖》)“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唐太宗“以史为镜”的用意在此。

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隋唐之前，史书以私修为多。私家修史容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利害而遭横祸，如北魏崔浩撰写国史，直书无隐，便遭诋毁，坐夷三族，受株连者百余人，因而后人便相戒不轻易作史。至隋，文帝曾下诏禁止私家修史，因而私家修史之风日杀。况且典籍掌故，藏于秘府，私人很


史馆修史，既能广泛利用官藏图书，难参阅，而修一代之史需要参阅大量的资料。

又能利用众人之力，即使是相当浩大的工程，也容易指日完成。不过，史馆已是封建国家完全垄断的修史机构，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是封建国家实行史学专制主义的象征和标志。

基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国史部?恩奖》)“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唐太宗“以史为镜”的用意在此。

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隋唐之前，史书以私修为多。私家修史容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利害而遭横祸，如北魏崔浩撰写国史，直书无隐，便遭诋毁，坐夷三族，受株连者百余人，因而后人便相戒不轻易作史。至隋，文帝曾下诏禁止私家修史，因而私家修史之风日杀。况且典籍掌故，藏于秘府，私人很难参阅，而修一代之史需要参阅大量的资料。史馆修史，既能广泛利用官藏图书，又能利用众人之力，即使是相当浩大的工程，也容易指日完成。不过，史馆已是封建国家完全垄断的修史机构，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是封建国家实行

史学专制主义的象征和标志。

基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书中，除了在《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等篇里系统评述史官沿革和史籍源流外，还在《自叙》、《辨职》、《忤时》等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史馆修史。刘知几对史官和史籍的评述，全面系统，源流分明，评价公允，多为历代史家和文献学家所本，至今亦然。诚如金毓黻先生在所着《中国史学史》中所说: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等篇里系统评述史官沿革和史籍源流外，还在《自叙》、《辨职》、《忤时》等篇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史馆修史。刘知几对史官和史籍的评述，全面系统，源流分明，评价公允，多为历代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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