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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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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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博览·中国卷》2009年第04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以统计资料和对农民工的访谈为基础，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家庭、妇女的互动关系进行性别反思。佟新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网络)力量无不作用于家庭，女性廉价劳动力市场在此过程中形成。

3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形成如下局面：首先，通过改造国有企业、鼓励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引进外资企业，中国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其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和城镇贫困人口。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后一直在0.4以上。国家福利政策的实施维护了低水平的平等。

那么，人们如何应对这种经济的迅速变化呢?

在剧烈的经济变迁面前，家庭成为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至少在精神意义上，家庭利益成为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并发展出各类应对模式。城市底层居民多以家庭共同体模式为主。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迫使城市居民走向个体竞争，但面对残酷的竞争，个体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功能显得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团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家庭共同体。而农村居民则以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为主。对于广大的乡村来说，现代性为每个家庭提出了一个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目标，其结果就是在一个“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下，每个家庭成员为应对变迁付出成本：老人和孩子守在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以个体的方式走进城市，家庭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计划经济下具有国家保障意义的商品供应被市场化，家庭成为人们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经由家庭分工来削减经济发展的成本，变个人成本为家庭成本。而家庭中的女性成为家庭成本的承担者。

经济转型使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减少，最低收入户就业人口数远低于平均水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和交通等都有国家的最低保障，而市场化条件下，人们的居住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都大幅增长。每人年收入2005年比1990年增长了746.4％，但食品支出增长了420％，居住支出增长了1328％，交通通信支出增长了2460％。这种增长给贫困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对城镇失业人员失业原因的调查表明，有29.7％的失业女性是因为要“料理家务”而失去工作，这占了女性失业原因的第一位；而同样原因的男人只占16％。毫无疑问，妇女会像男人一样承担着家庭经济开支和消费的重负，特别是在贫困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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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践家庭计划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利益”，并可以站在家庭利益的立场上来分析家庭应对策略。但是，家庭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家庭成员间的利益合作和竞争关系。而非一致性的利益则意味着不公平的权威关系，如丈夫对家庭事务似乎具有更多的合法性权威；如男性比女性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因此更应当让男性发展其社会能力等。那么，站在女性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利益掩盖下的女性利益的缺失，正是经由市场化过程和家庭的中介，一个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市场才得以稳定的存在，成为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

佟新认为，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就是嵌入在市场化与家庭利益之下的。当国有企业改制，迫使大量的女工在“减员增效”的名义下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时，女性“更适合在家庭”的意识形态使女性合理和合法地“回家”。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东北三省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1982年，这6个省市的女工人数为767万人，占全国女工比重的25.98％；2000年这6个地区的女工人数大幅度下降，仅有476万人，比重降到12.78％。但是，“回家”的女性直接感受着家庭收入的锐减，因此她们不得不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此时，她们只能进到工资更为低下、缺少社会保障和工作更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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