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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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米尔斯的这本书，是一本社会学里难见的小书，适合社会学愤青阅读的书。因为米尔斯在此书中所直接批判的，正是困扰社会学青年学者的一些问题，学术的格式化、标准化，学术视野的断面化、学术生活的科层制化，所提出的主张，也正是大家希望获得的解决方案，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历史主义的视野与角度。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有一股清风，这股清风所扫除的是学术的陈规与思维的隋性，特别有启发。

焦躁与想象力



在书中，米尔斯开门见山地描述了社会中潜藏的焦虑感。社会个体的复杂的焦虑感，在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可以看到。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每个人都面临着形形色色的困扰，生活方式与价值观，都处于模糊、变异的时刻，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使社会结构郁结了焦虑与犹疑，并传导到每个社会的个体。

如何解决这种焦虑，米尔斯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心智品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从混沌与不安中拯救现代人类。“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这种必要的品质，即是米尔斯所提出的 “社会学的想象力”。虽然米尔斯批判了现有的社会学的一些学风，然而米尔斯与韦伯一样，相信理性化的力量和学术的思想清明目标，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学者、新闻记者具有帮助世人增进理性、看清世事的神圣使命，艺术不具备学术的清晰性，而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焦虑、淡漠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都需要学术的清晰性。

对美国传统社会学批判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是驳论，即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某些传统以及19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批评，主要指向的是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形形色色实用性和科层制气质，第六章至第十章是立论，是提出自己建构社会学理论的设想。

米尔斯似乎非常讨论宏大理论，他用近乎调侃的方式，转述帕森斯理论中的晦涩内容，批评这种宏大理论思考层次过于一般化，无法从高层的一般性回到特定的历史、结构性情境，最后流于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米尔斯非常反对的是宏大理性希望建构大一统的、普遍性的社会理论体系的企图，反对以抽象化的概念与逻辑来取消理论的现实性与历史感，反对对于概念的盲目崇拜，他希望的理论是清晰的、简明的，同时又能够轻松而有条不紊地在不同抽象层次间穿梭。


对于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抽象经验主义，米尔斯也相当不客气。宏大理论是思想过于宽泛；抽象经验主义的特点是让材料吞没思想。抽象经验主义把抽样数据当成了理论的基础，把回答标准化，只借助于统计手段来解释问题而不是去寻找理论来阐述社会科学中的复杂问题。这是一种非常投机的方法，它确实简易可行，但它使抽象经验主义关注的重点发生偏离——过于看重对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和领域。当它与行政机构在经费、研究目标结合之后，它使学术研究发生了令人不安的科层制化变异，抽象经验主义方法的行政机构的规模正在变得日益庞大，导致“学术行政官和研究技术专家，这两类颇为新型的专业人士现在正在与普通的教授和学者进行竞争”局面的出现。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研究，米尔斯提出的做法是，研究应该由思想推进，由事实加以限定。

社会学与行政机构和各类组织结合后，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实用性。目前的社会研究往往为军事首脑、社会工作者、公司老板、监狱管理者提供直接服务，由于人们对明确的意识形态合理化的需求已经大大增加，社会科学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科层或意识形态角色。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用于意识形态的话，就很容易成为科层制过程的一部分。实用主义分为自由主义的实用性和新类型的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实用性的评价：空洞，没什么具体内容，而经常是一种政治宣传，它的关键在于“调适”、“失调”。调适观念可最直接用于社会和个体移民，即移民必须“调适自身以适应社会”。而新的实用性即是能够为实现这些大制度的目标服务的思想，这种新的实用性使参与学术工作的社会学家日益科层制化、学者变成了技术专家、新企业家，学术叛逆性和创业性大大削弱了 而科层制是米尔斯最能够体现嘲讽和愤怒的地方，社会研究试图把社会调查的每一步都标准化、合理化；日益投合科层组织的服务对象所持有的目的，与各类科层制组织紧密结合；新的应用研究的关注点也集中于具体问题上；大学被作为一整套研究性的科层组织，每一组织有其详尽具体的劳动分工。研究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培训中心，而学院的派系变成了学术自留地的争夺；学者日益变益为一流的心智中间商，而不从事任何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理论的建构

《科学哲学》可以看成是米尔对于社会学方法论的一种哲学解读。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两者看上去截然不同，然而在米尔斯看来，两者都偏离了实质性的问题：前者是对概念的盲目崇拜，后者把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问题奉若神明，或者“为概念而概念”，或者“为方法而方法”，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之中。米尔斯认为，经典社会科学既不是从微观研究中逐步建设，也不从概念阐释中演绎而出，它采用反复阐述问题、完整回答的方式进行研究。它的关注点是实质性问题。方法和理论都不是独立的王国，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而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概念体系。


对于多样性的问题，米尔斯认为，要充分尊重人类的多样性，保持对个人的多样化和时代变迁的宽阔视野；关注大的历史背景，建立横贯的历史结构；不沉迷于小的情境研究，关注将各种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力求理性得以以民主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人类事务相关。

而对于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一直忽视社会的历史进程，将社会断层化的问题，米尔斯提出了历史主义的视角。米尔斯认为，如果不能一直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不能一直认识到需要深入发展以社会学为基础、与历史相联系的关于人的心理学，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描述。研究历史的目的是通过获得历史感，而在分析现实的问题时获得一种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社会科学家关注历史的顶点是他逐渐把握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思想；社会科学家关注个人生活历程的顶点是他开始理解了人的基本天性，以及历史发展过程对人之改造所设的限制。不参照贯穿于个人生活历程的各种制度，就不可能完整理解个人的生活、要想理解一个人的生活历程，就必须理解他已经及正在扮演的各个角色的重要性和意义。

米尔斯反对社会科学的日渐科层制化，然而，米尔斯并不反对社会科学严密地关注现实。这一点，米尔斯超越了韦伯机械的价值中立学说，而以积极入世的姿态高倡信念伦理的目标——自由与理性。米尔斯非常关注在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快乐的机器人”，他们没有认清楚自由和理性的实质，对于学者而言，唤醒这些机器人正是自身使命。社会科学家处于阶级、地位和权力的中等位置，他需要做的是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可直接诉诸理性的社会论题，帮助个人成为自我教育的人；反抗摧毁真实公众的理论从而培养公众的自我修养能力。米尔斯鼓励社会科学家要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处社会的学术和政治角色，通过各类的教育方式去发展人的自由与理性价值，使得理性以民主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人类事务相关。 米尔斯在五十年前所提出的问题，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有着当头棒喝的作用，抽象经验主义的传统目前越来越深地植入了社会学研究，发展方法（尤其是统计方法）而不是发展思想，成为是社会学研究的头号目标；学术研究日益八股化、标准化；术语独占和专业化目标，使研究成果晦涩难懂，形式主义抬头；研究目标偏离现实而缺乏实践性；而不同流派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科层制气息越来越重，学术研究的历史感不足等等，这些都是舶来美国社会学，所带来的新的学术变异，回读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再比对中国当代的社会学现实，或有助于学界猛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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