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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梁启超护国运动思想
(一)护国运动前中国的国情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近代化进程相比之前的洋务运动时期明显加快了,旧的观念在新兴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下被许多人抛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也使得封建制度和思想逐渐瓦解,中国社会出现了新气象,民主共和成为大势所趋。
1915年,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 ,称中国人民民智未开,不能实行共和制,只宜实行君主制。随后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六人发起了筹安会,袁世凯的称帝行动正式开始。在国内,袁世凯称帝倚仗的是自己的军事实力,二次革命后国民党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国内已经没有可以和袁世凯抗衡的军事力量;外交上袁世凯又争取了帝国主义各国对其称帝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北洋系的冯国璋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称帝的,在袁世凯称帝前更是准备和梁启超一起去北京劝说,这也为后来袁世凯手下各大将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埋下了伏笔。
1914年底,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大封诸侯,种种复古做法,“举动越看越不对了”。1915年初,袁克定在宴席上与杨度“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之意”。同年5月,帝制传言越来越多,梁启超即与江苏将军冯国璋进京,想以冯国璋的军事实力和自己的辩才加以劝阻,在梁启超的自述中,冯国璋对他说:“我之辩说远不如子,子之实力亦不如我,必我与子同往。子反复予以开导,我隐示以力为子后盾,庶几千钧一发,危机可挽。”袁世凯称自己不会称帝,梁启超仍然存疑。8月,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发表,随后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出现,“六君子”的筹安会成立,梁启超遂发表《异栽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驳斥,
袁世凯充耳不闻,并于12月12日称帝。 (二)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思想的转变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曾附和其师康有为,发表“新中国建设一文”,主张虚君共和,仍旧是君主立宪者。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后,梁启超不再继续坚持以前的政见,而是表示拥护共和。“夫今日我国以时势所播荡,共和之局,则既定矣,虽有俊杰,又安能于共和制之外别得活国之途?若徒痛恨于共和制之不适,袖手观其陆沉,以幸吾言之中,非直放弃责任,抑其心盖不可问焉矣。夫为政在人,无论何种政体,皆以国民意力构造之而已。我国果适于共和与否?此非天之所能限我,而惟在我之自求。” 梁启超的这一转变是有原因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度畅言革命,而到1903年又放弃了革命言论,再次走山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君主立宪的和平改革已是穷途末路。二是辛亥革命后立宪派的许多人士已转而拥护共和,再加上他原本就信仰民主共和,从而梁启超不仅在口头上宣布拥护共和,更是为共和而奋斗,1915年至1916年护国讨袁,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都可以看出他为共和所做的努力。 (三)梁启超护国反袁思想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护国运动的思想武器,这是梁启超护国反袁思想的代表作。“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就是只关心是否立宪,不管君主或共和。“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袁世凯称帝,不听他人劝说,“袁项城拒谏饰非,作伪术之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梁启超即以“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来打击帝制阴谋。这一理论思想来源于梁启超在民国元年归国时说的“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梁启超归国的时候,革命党人认为他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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