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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石建华 学号：2008241068
中国人类学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介进来，至今已经走过100年的历程了。20世纪5年代之后我国出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中不少是从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92年原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尽快改变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在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学者的推动下，从90年代后期开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先后独自或者与国内的厦门大学等其他几所高校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联合，连续举办了五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学的发展。
虽然90年代之后，随着80年代留学西方国家的新一代社会学年轻学者的陆续学成归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开始重视使用统计学的方法（特别是SPSS、统计软件包）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但是与此同时，“运用西方人类学方法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本土培养的年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他们似乎更能熟练地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范式有助于研究者加深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认识，部分学者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学术研究，他们试图利用“人类学的知识、概念和策略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性的问题”，
借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这样就出现了应用人类学。而此时，人们也发现人类学在处理某些社会问题上有其独到的策略和方法，人类学家因之享有“解决麻烦的能手”的声誉。况且现在的人类学家也普遍意识到，人类学虽然一直标榜自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可是以往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只是小型的非西方社区，因此有必要重构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纳入研究的范畴。与此同时，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经济学都发现人类学学科研究所具有的独特视角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些学科自身所意识不到的问题。人类学因之而开辟了另一片新天地。
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人类学界，真正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很少。这在客观上又限制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作为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社会，中国正在经历的急剧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为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密切结合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研究场景。针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于社会学的事实，人类学应该主动积极地融入对社会主流的变迁趋势的研究，以扩大其学科影响力。由于人类学惯于应用定性研究方法来研究小规模的社区，而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和现代的城市社会相互并存的典型二元结构社会，事实证明，要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使用定性研究方式更为合适。实际上，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为农村社会学者，而且也被其他学科比如农村政治学者、历史人类学者所广泛采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目前中国人类学者就完全停留在自己学科的领地里，陶醉于本学科的
研究方法而忽视了运用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事实上，由于诸如SPSS等便捷的量化处理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学者也能够较好地应用这些技术对一些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费孝通曾经指出：“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生活经验的积累就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文化离不开人的集体经验。人怎样能形成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是文化的基础。”在西方，虽然社会学和人类学各有其理论传统，但是彼此间却是相互影响。而在国内，自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理论界先是受到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而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则更多地受欧洲当代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注意力在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甚至吉登斯方面。这些思辨的、更哲学化的、解释学的、批判性的取向与80年代影响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这些思想大师在人类学学科领域同样受到广泛的关注。不过，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理论创新上尚难有重大的突破，基本还是停留在引介阐释西方理论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要推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进程，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社会的实情，这点比构建宏大的学科理论要重要得多。只有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的了解，才可能真正创立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
2009年6月11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5e97904efe4733687e21aa8f.html
2022-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