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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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呼唤中国知识份子精神和良知

发表于 2009-06-02 07:38:30

在中国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一直被称为“仕”，与“商”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他们大多认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对经商赚钱往往不屑一顾。因此，知识份子做官本是无可厚非，知识至少可以使官场的含金量高一些。然而当代如此之多的博士、硕士们求官，已不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而是崇尚功利，为官场的权势和贪腐所吸引。由于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知识份子群体的分化，特别是其伦理道德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份子在接受毛泽东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以至于沦于“臭老九”，受批判受屈辱的集体性失语的可悲境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为争取知识份子对其合法性的认同，改变了对知识份子的政策，导致知识份子队伍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市场化的改革，又使得金元思想在中国盛行，带来思想上和价值取向上的“向钱看”。1992年以后，国家分配政策进行了更大的调整，开始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知识份子的经济地位。而在经济分配利益格局中，由于一部分知识份子收入大幅度提高，使他们进入了中产阶层，其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知识份子在经济收入上并不平衡，甚至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除了那些卖身投靠权贵，已沦为官僚集团的“文化太监”之外，一部分知识份子，特别是与官商结缘，与经济联姻，成为知识商人或企业家后纷纷发迹发达；而另一部分知识份子，由于远离市场，淡薄利禄，日趋清贫，正被社会经济边缘化。有的甚至连买书、出书费用都无力支付。

这种知识份子社会地位提升与经济收入背离的状态，导致了他们很难形成共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如同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社会各阶层分化一样，知识份子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裂变；而知识份子这种经济地位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又造成了这个群体本应共同具有的良知和批判精神的沦丧。在这个时代，中国传统知识份子“君子固穷”“甘于寂寞”的价值观念已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今天的知识份子，除了很少的一部分人坚定恪守自己的信仰和尊严，为人民的疾苦呐喊之外，大部分人已沦为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知识份子的分化已成为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衍生品。

当今知识份子已从弃学从商、投笔从艺等转向争抢官道，“仕途”的诱惑使这个群体再次找到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捷径。这个群体已不再是一个易于识别，具有独立价值判断的社会阶层。正是由于知识份子的这种价值观与职业选择性的分化，已经打破了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在今日社会各个阶层，知识份子已无所不在，但似乎又找不到知识份子的主流，这对中国社会文明与未来民主的发展将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曾说，“知识份子”是“自由的漂浮者”，即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他们隶属于哪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但今日中国的“知识份子”，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置疑：不仅仅是他们价值观的分化受到非议，其人格媚权、媚俗更遭到嘲弄，就连同一些傍大款的所谓学术成就，也令人嗤之以鼻。

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界曾有过一次主流文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的文化对话，当那些从大利益集团走来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超越道德”的命题时，立即遭到了“知识良心”未泯的文学家们


的反击，结果闹得几乎不欢而散。而与此同时，文学家们表现出的对当前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和事件的冷漠与偏激，也令经济学家们反唇相讥。这可以视之为一次知识份子价值观冲突的大论战。

一个时代，如果知识份子在金钱和权力的困窘与诱惑面前，心智贫穷、理想堕落、独立品格丧失，就意味着知识群体精神生命的萎缩和沦丧。正是在这种时代性质疑产生的背景下，章太炎的狂狷、鲁迅的锋芒，顾准的故我与马寅初的坚持才更为后所敬仰所怀念。总理温家宝为季羡林先生庆寿时称其为“代表了中国知识份子精神和良知”，季羡林先是是受人景仰和尊重的老一代知识份子，但并意味着他代表了中国知识份子精神和良知！所谓“知识份子精神和良知”？仅仅具有明确而稳定的学术成果并不是最主要的，而只有其价值观不为强权所左右，能以牺牲所谓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社会正义或为大众呐喊奔走的人，才配得上“知识份子精神和良知”的称号。季羡林先生自已恐怕都会认为不配得这个时代的称号！

任何一个时代，知识份子都应该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社会的变革，也往往由他们发起。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当今社会更在呼唤真正的“知识份子精神与良知”，呼唤着梁漱溟、顾准、李慎之等具有现代自由思想、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知识份子！令人沮丧的是，那些只关注学术头衔、职权、荣誉与成果，谨小慎微，察颜观色，与世无争，傍大款、媚权贵的知识份子已经够多够多了。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当今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和成就感的多元化，一些知识份子开始觉醒，从为权贵服务为金钱服务在向良知回归。那些不再吃皇粮的知识份子，或那些虽还吃着皇粮却游离于权力奴役边缘的知识份子，已具备了独立和正义的价值取向，敢于挑战权贵，抨击社会弊端，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他们为坚守知识份子精神和良知树立了崭值的价值座标。在中国历史上，权贵们对知识份子一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经常采取利用、打压、控制与分化等各种手腕，促使他们为权贵们服务。而具有道德底线的知识份子，一旦意识到权贵们不能维护社会公正与道义的时候，他们或在意识上疏离权贵们，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对权贵暴政社会弊端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早的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又有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萨义德认为：“真正的知识份子是世俗之人。不管知识份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他们活动于这个世界并服务于它的利益；道德来自他们的活动如何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如何区分权力与正义，以及这活动所展现的一个人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因此，确定知识份子的行为是否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是否“区分权力与正义”，他的行为是否体现出他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便成为了衡量、甄别知识份子是否具备真正“知识份子精神和良知”的道德要件。

今天的知识份子们面对权贵的奴役、市场的洗礼和利益集团的诱惑，绝大部分都已迷失了方向，成为了挣钱与媚权的奴仆。而年长的知识份子仍然深陷于“红色记忆”的集体性失语中难以自拔。雷海宗先生曾说：“中国知识份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文化大师牟宗三在台湾东海大学的演讲《30年来大陆上的知识份子想些什么？》中，谈到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知识份子时说：“老知识分子都变成白痴，一句话不能讲。平反了，仍旧不敢讲不能讲。他们也根本不想问题，就连关起门来想都做不到。这做不到不仅是被压迫得不敢去想，而更是知识分子本人不能想。„„既然没有震动，就只能顺五四以来的底子来想问题。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知识份子也终不能觉悟，还是为那似是而非的假理想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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