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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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行的关系

知，是知觉和知识的总称。知是对自然界和社会感知的层次，可以是感官的认识，形成感官经验；可以是抽象认识，通过学习前人的见识和行为作法，形成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识。通过知的过程，要形成一个人明确的活不明确的，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人从出生开始就开始感知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贯穿人的生命的整个过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则是无限的，穷其一生，所认识到的不过是无限世界中有限的部分。而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行，是人在自然界、社会和环境面前采取的维持生命的活动或与周围各种关系相互影响的行为作法。人是自然界动物中能够自己制造劳动工具，主动用劳动去改变自然界的万物之灵。生命不息，运动不止，生命只要存在，就必须进行维持生命的新陈代谢、繁殖等活动，所以人的活动是绝对的，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一刻不停地与周围环境和外界进行交往的实践活动。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则是进一步的延伸，是说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生活在世界上就无时无刻不在面临各种坎坷和挑战，只有生命停止了，这种挑战和坎坷才会终止。

关于知与行的关系，是一个中国传统哲学中争辩了几千年的哲学层次的思辨问题。有的认为行先知后，有的认为知先行后，到宋明理学时期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而有的说法知难行易，有的说知易行难，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问题的某一个方面。从人类的进化史来看，肯定是先进性劳动和制造劳动工具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为人类积累了大量的生存和与有关改造自然界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行先知后。而经过几百万年的不断进化，从有文明以来的古人和现代人来说，文明的历史有记载的不过5000多年，但正是这些记载下来的知识和文化知识在基因中的沉淀，让现在出生的生命个体可以通过学习前人记载下来的知识掌握改造世界的本领，很难


想象一个人不去学习而能先知先觉跨越5000年的文明史，或者利用仅仅不足百年的生命时光去一切从头再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知先行后。实际上，在生命一出生开始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知和行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对世界的感知和学习，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生命的活动和影响周围自然界的活动，在感知和学习的过程中有行，就是用脑去记忆和整理思维；而在行动的过程中进行知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绝对分开，是统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兴起的玄学崇尚空谈，一直到后来隋唐盛世和宋明理学时期，在士人阶层和所谓的名士阶层，一直有空谈的习俗。“坐而论道，是为三公”，作为宰相的陈平不知钱谷，尸位素餐，不能经纶济世，不以为耻，反以为高尚。到明朝更成为理学发展到高峰，多少不可一世的名士，可以傲视皇权的尊严，但对于天崩地裂的明末清初大变局，面对外族入侵需要保家卫国的形式束手待毙，曾无一策有益于世、有益于时，出现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自嘲。当时以王夫之、顾炎武等有识之士提出了抛弃空谈，经世致用的主张，要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个阶段以及到清初民国时期面对外国侵略，有识之士的观点普遍就是知易行难，认为要抛弃空谈无用的知识，譬如金石辞章之学，要一切从有益于民众苍生的实际开始躬身入局，脚踏实地，切实做起。道理知道很简单，但能够切身实践做下去不容易，鼓励切实去做。

国父孙中山先生一生孜孜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崛起。他在继承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睁眼看世界的基础上，面对四万万同胞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面对腐朽清王朝忽而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忽而又妄自菲薄完全丧失自信的局面，面对世界闻名日新月异的激素进步，大声疾呼知难行易。当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的洋枪进攻广州的时候，清朝的广州提督为了破掉阳强的妖法邪术，还要军民用童子尿、妇人血、鸡血狗血来对付洋枪，两种文明不啻悬殊两重天！当接任林则徐的满人贵族绮善在朝廷大放厥词，说什么洋人吃生肉，离不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如果条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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