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永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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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永明体

永明体是在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公元484-493 年）根据汉字的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这种声律规则和对偶互相配合，就形成了运用汉语音韵声律理论结合音乐律吕和润腔而创作的一种极富于音乐性的格律新诗体。

南齐永明年间（483-493），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为作家们潜心创作，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萧赜自幼跟随其父齐高帝萧道成东征西讨，担任过县州郡的地方长官，有比较丰富的统治经验。他即位后，特别注意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和北齐政权的矛盾，又注意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因此，他在位的11年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士民富庶。《南齐书·良政传序》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作者萧子显是南齐宗室，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其次，统治阶级对文学的重视以及文学集团的活动，大大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写作技巧的提高。南朝从刘宋以来，文学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元嘉十六年（440），宋文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嗣后，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从此，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经史等分开来了。几十年间，经几代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将文学从封建统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南齐永明年间，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文士们经常受到统治集团高层人物的征召而集中到他们的门下，除担任一定工作之外，还集体进行文学创作，切磋技艺，共同探索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永明体新诗追求诗风圆美流转永明。新诗革新了玄言诗遗风和晋宋诗风中用典则深奥, 不近人情的弊病, 也是在矫正元嘉体呆板滞重诗风的过程中形成的。元嘉诗人在吸收太康时期诗歌骈偶化和使事用典等技巧的同时, 因为缺少消化, 造成内容上的堆砌铺排, 语言上的艰深滞重。永明诗人正是以此为起点, 一方面以内容的平俗代替艰深, 另一方面, 以篇幅形体的集中取代其疏缓, 这就使诗歌从内容到形式, 都转向平易清新、文词流畅、气韵贯通, 达到圆美流转的艺术效果。

永明体新诗还追求语言的音乐性。在永明体之前, 诗歌创作并非不讲声韵, 只是讲的是自然的声韵, 往往与音乐有关, 并且没有系统的理论。到了齐梁时代, 沈约等人结合前人的音韵学知识, 人为地总结并规定出一套五言诗创作的声律韵调。这一规定的提出, 是以四声的发现为前提。四声是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的, 将之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 并成为人为规定的声韵。沈约等人还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 即“病犯” 也被称作“八病”。永明体的代表作家, 历来认为是沈约、谢朓、王融,以沈约的诗数量最多, 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 但他的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这些诗人将“四声八病”运用到诗歌创作中, 讲究词、声律、对偶和用典, 对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追求有利于矫正晋宋以来文人诗语言过于艰深弊, 转向清新流畅。也一改过去那种肆意铺排, 一味卖弄才学的写法, 使明净凝炼的作品增多。沈约本人在诗歌创作中就积极追求声律效果, 讲究精致的语言形式。

这两种追求表现为美学理想在永明体诗歌中的自觉运用。 是这一时期诗歌体现的一个重要特点。永明诗歌以玄言诗遗风和晋宋诗风中典则深芜, 酷不近精, 严重脱离诗歌语言的标准等弊病为革新的对象。永明诗人在声律新体上的创新功绩, 其实只是永明诗歌革新的一个方面, 实质则是新的诗歌美学理想的建立。永明诗人的另一重要美学理想就是从艺术角度考虑诗歌中的情与文、文与质的关系。永明诗人认为抒情是一种艺术手段, 注重抒情的效果, 生活内容被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形式。永明诗人的“以情纬文”的美学主张使诗歌写得精致、细腻、新巧, 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诗歌创作中的各种要素的综合使用, 使得永明诗歌形成自己的基本特征。


永明新体诗语言风格和声韵讲究受佛教发展的影响。通常认为, 永明体的声律乃受佛教影响, 由借鉴吸收佛经翻译经验而成。事实上, 这影响和借鉴并非单向的。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不仅新经的研创影响了诗歌声律追求, 佛教更以其自身发展和所代表的时代文化趋向, 构成永明新变体形成的一种动力, 并为它审美意识的内在嬗变, 奠定了哲学根基。 永明诗歌的平易化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一大特点。永明诗歌在艺术上向乐府古诗和南北朝乐府民歌学习, 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新的诗歌语言, 大力提倡流畅自然的新风。永明诗人敏锐地看出诗歌只有朝浅易流畅明白如话的方向发展, 才能有生命力, 才能得以发展和创新。于是明确提倡作诗应“易识字、易诵读杂以风谣, 轻唇利吻” , 也就是说要吸取民歌风谣式的轻快流利的语言, 只用常见之语、易识之字、使之容易上口。为创造新的诗歌语汇, 他们广泛学习南朝乐府民歌, “ 明转出天然” 的音调, 汉魏乐府古诗的口语句式, 以及晋宋文人诗中某些浅显的诗句, 并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另一个方面，诗人表达从生活中直寻得来的感受, 用典既要新颖, 又要不露痕迹, 使人一目了然。用语着力于辞采的清淡和思致的清新。这使永明新诗语言风格从晋宋的深奥、典丽转为情词宛转, 清丽浅显, 不但使僵化的文人诗起死回生, 而且确立了永明到盛唐二百多年间的诗歌语言基本风貌。这一变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和齐梁两朝庶族新贵的精神品格, 以及永明新体诗作者的局限、佛教哲学本身的问题等等, 永明体在美学上、文化意识上, 尚不彻底。譬如: 一方面由于佛教色既是空的寂灭思想特性, 另一方面从乐府到拟乐府创作的事象客观描写传统的影响, 再加上永明新体诗人自身情感实验的贫乏, 使多数新体诗作品的情感, 缺少鲜明的主体情感个性特征, 以及形象的现实气息, 带有或多或少的客观寻绎表现感, 降低了抒情感染的力度。另外，思想感情平庸肤浅, 生活视野狭窄, 文思失于繁细, 不少诗歌流于冶荡淫艳, 形成永明诗中浮靡的倾向。尽管于文学吟咏情灵这一主要特征的认识, 自觉学习民歌以改革语言的努力、各种诗歌新体裁的形成, 乐府旧题的改造和新题的创造, 都非常成功,也不能弥补永明体新诗的不足。可以说永明体新诗的优点和缺点都集中于此。

永明体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格律诗的开端，对唐代近体诗的产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出现，也使南朝唯美文学达到了极盛的顶端，但因要求过于苛细，从而束缚了艺术的创造性。 “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五言古诗已暂时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即将出现。永明体为律诗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武曌以后的重要宫廷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把四声二元化，即把四声归纳为平仄两种。还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完成了从律句到律篇的过渡。从而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诗体，也就是律诗。律诗的定型对诗歌发展意义非凡，它推动唐诗走向高潮。永明体理论之兴起，作为对散漫自由的古体诗的否定，它有着矫枉过正之嫌疑，即对于音律的要求过于严格。以后的诗歌实践不得不修正其纲领和理论，直至这种理论的要求与实践相符为止。但永明诗人们所提出的总体精神和指导原则———“五色相宣，八音协畅”“，前有浮声，后有切响”，即“扬与抑”、“平与仄”相反相成的精神，无疑，如同茫茫黑夜中的光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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