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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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福临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清太宗的第九子，满族崇德三年戊寅正月三十日戊时生，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崇德八年（1643年）二月十六日承袭父位，时年六岁，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及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第二年甲申，正值明朝崇祯十七年正月，改元顺治。九月自盛京迁都北京，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于武英殿。顺治七年（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死，世祖始得亲政。在其母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他励精图治，宵旰靡倦。他整顿吏治，注重农业生产，提倡节约，减免苛捐杂税，广开言路，网罗人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后因爱子、宠妃的相继病亡，福临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每况愈下，后又染上了天花，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子刻崩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年仅24岁。陵寝清孝陵，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

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桀骜不驯，当他宠爱的董妃去世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

清朝入关后面临的形势，显然比关外时期要复杂得多。为了建立持久的全国性统治，福临亲政后，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各种矛盾。作为开国之君，他保持了一定的朝气和较为清醒的头脑。

当时，南方的抗清斗争仍在风起云涌。顺治九年，由李定国统领的西南瑶、苗、僮、彝等族农民组成的义军，东出广西，七月初攻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清、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定南王孔有德。福临看到华南局势紧张，立即派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兵十余万往征湖南、贵州，并亲自到南苑送行。不料，十一月衡阳一战，尼堪也被击毙，李定国取得了“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大捷。这对年轻的福临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迫使他进一步考虑摆脱窘境、治理天下的方针大计。

顺治十年五月下匈，福临鉴于湖南、两广地方底定，而南明永历政权还盘踞滇黔，宣布任命大学士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并授予他“便宜行事”大权，即所有的剿抚事宜，皇帝慨不制约。福临为他规定的职责是：酌量收服、录用归顺官员，随意安插招降的兵民，按照形势的发展决定攻守事宜。同时又接受洪承畴的建议，任命原大学士李率泰为两广总督，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一起镇守广东，以策应西南方面的战事。因此，从表面看来，洪承畴在西南的四年间，军事上毫无进展，徒费军饷，而福临既不催战，也不追究。实际上，洪承畴正是在这种不受任何干扰的条件下，竭力施展“剿抚并用、以守为战”的计谋，终于导致顺治十三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的严重分裂和孙可望的降清。洪承畴也趁机摸透了云贵虚实，为日后的军事征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福临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的统治，使自己在人民心日中树立起作为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顺治八年四月，遣官赴山东曲阜祭孔。次年九月，他又亲自到太学“释奠先师孔子”。以后几年，他还大修孔庙，更定孔子的谥号为“至圣先师”。他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并亲自主持编纂《顺治大训》、《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通鉴全书》，提倡封建的纲常名教。同时，特命大学士冯铨等主编《孝经衍义》，颁行天下，大肆旌表忠孝节烈。他还多次亲祭明陵，为崇祯立碑。他赞


扬崇祯帝“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并给为崇祯帝殉难的太监王承恩建墓立碑，赞扬王承恩“赴义捐躯”，“无愧臣节”，谥号为“忠”。又为明末“殉难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人“给谥赐祭”。这对于缓和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的民族矛盾，起了显著的作用。

福临还逐渐突破了汉官不得掌印的旧规，从而提高了汉官的地位。这种开明的作法，既有利于发挥汉官作用，也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对朝廷的支持，标志着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有清一代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但是，福临毕竟是满族贵族的代表，对满汉之畛域仍不能一慨免除，一旦在直接涉及满族贵族利益的问题上发生满汉矛盾时，他就毫不留情地与汉官对立起来，甚至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处理“逃人法”的问题上。

福临出于满族贵族对汉人根深蒂固的猜忌心理，十分害怕汉官结党，处处加以防范，动辄严厉镇压。

清初任职中枢的汉族官僚，由于明末剧烈党争的影响，分成以冯铨为首的。“北党”和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两派明争暗斗，水火不容。北党在朝廷中占着上风，南人汉官屡遭打击，双方矛盾更趋尖锐。 客观上使清初大儒多治实学，推动了清代学术的隆盛。

福临和他的祖、父一样，也十分重视满蒙两个民族的关系。早在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就通过联盟结姻与蒙古上层贵族修好。福临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法。他在亲政前后多次巡幸蒙古各部。每到一处，都要亲自接见和宴请各部的王公、贵族，并赐给他们许多贵重的礼品。

福临在顺利地略定云贵之后，即着手平定东南。郑成功于南京一战损失较大，当时又孤立无援，最后不得不撤离福建沿海率师东渡，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中国大陆的统一，在顺治统治后期得到了实现。

恢复农业经济的主要措施

开垦荒地和招抚流亡，是清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关键之举。福临亲政后，即命群臣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探讨解决的方法。顺治九年七月，礼科给事中刘余谟建议把流民中的老弱和湖南、四川、两广驻防官兵中的老弱组织起来，垦荒屯田。从顺治十年开始，先后采取了一些加速推行垦荒的措施。

首先是设立兴屯道、厅，专管兴屯事宜，督垦荒田。接着，福临又采取了一项奖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的新措施。 与此同时，实行“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农民的剥削。

福临还十分重视对失业流民的赈恤。顺治十至十二年，在京城广设粥厂，以恤流民。这同样表明了这位年轻皇帝为稳定社会秩序、安抚民生的迫切心情。

整顿吏治，禁止宦官干政

官吏的贪污受贿，是明朝末年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清朝定都北京后，这种恶习又严重地腐蚀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福临亲政后，决心记取前朝由腐败而覆亡的教训，大力整顿吏治，建立一个比较廉洁而有行政效率的统治机构。他明确指出，朝廷治国安民，首要任务就是严厉惩处贪官污吏。

福临坚持以公正、廉洁、诚实、有才能为标准任命官吏，对一些官吏尸餐禄位、办事效率低下十分不满，因此经常去查看他们的工作情况。福临为整饬吏治，对贪官污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巡按顾仁的处理。福临还仿明太祖立铁牌，禁宦官干政。

和耶稣会士、佛教高僧的交往

在福临短暂的一生中，与耶稣会教士汤若望、佛教高僧道志、通琇、茚溪森的关系至为密切，思想上深受影响。

汤若望于顺治元年十一月任清钦天监监正。福临亲政后，他因给孝庄文太后治好了病，被尊为“义父”，福临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此后，福临不仅在天文、历法、宗教、道德等方面，而且在处理国家政务时，都要向这位老教士请教。在福临的宠信下，汤若望连连进爵加级。然而，由于顺治十四年以后福临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企图使福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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