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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秦始皇比较
秦始皇是皇家子弟，从政的文化、政治素养的准备，无疑比较充分；汉高祖出身亭长，从政准备怎么说也难与秦始皇相比，然而，两个开国皇帝，命运完全不同，秦亡而汉存。
秦国是因秦孝公任用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实行变法而强大起来的。《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的商鞅的第一次变法，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上层以军功定爵赏，无军功者，虽国君的亲属亦不得为官；商人、手工业者均没入为奴隶，这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是战争时期统筹战略物资与禁止奢侈品生产需要的产物，而其手段则极为专制；建立户口制度与告奸、连坐制度，这自然是为战争中防止奸细服务的；这一切，说明商鞅的变法，其实不过就是将整个秦国改造成为一个大军营，在全国实行战时体制。战时体制下不但必然出现国君独断，而且也必然要控制舆论，禁绝百家。至于秦始皇本人，又是特别欣赏后期法家的终结性人物韩非的学说的。历史与个人的双重原因，使秦始皇迷恋于后期法家学说而不能自拔，这终于使他在胜利以后难以实现从战时体制向和平时期体制的转变，并且由此使秦皇朝失去了刚刚到手的天下。
战争时期的长处，转化为和平时期的锢弊。
汉高祖则不然！首先，农民起义中天然存在的平等思想，与秦皇朝的君权独断，有着根本的区别；其次，成批的士人来到刘邦队伍以后，给了刘邦以明显的助力，使他能明确感受到，士人们在出谋划策等方面，确实高明，所以，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他才会由衷地说，张良、韩信等人都是“人杰”，自己的长处则是能够任用他们。这都能帮助汉高祖避免皇帝独断与禁绝百家等使秦皇朝垮台的做法。
当然，汉高祖的比较能听取士人们的意见，只是由一种习惯力量而形成的，并未上升为完备的理论与制度。而由于制定汉代政治体制的萧何、叔孙通都不是思想家，只是原来的秦吏，因而，“汉承秦制”的客观实际，却又使战时体制中的皇帝独断与禁绝百家等做法，自动地、未经理性思考地从制度层面上继承下来了。这是一个矛盾。
我们若从汉初的某些法律条文来看，则可以十分有趣地观察到这类矛盾的痕迹。例如，据《汉书·刑法志》，删自秦法的汉法，就保留了诽谤妖言之罪；又如，尽管汉高祖用大臣，很明显地是破除了秦代的禁绝百家的做法，如张良是道家，陆贾是儒家；但是，汉初由萧何删定的汉律中，仍有“挟书律”，即前述秦代焚书之律，直到汉惠帝时，才取消了。
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则陆贾实为汉初的最大的思想家，因为，正是由于陆贾为汉初确定了和平时期体制，使汉皇朝不致像秦皇朝那样迅速垮台，这也才为继任者争得了时间，等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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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的出现，继续消除“汉承秦制”中的皇帝独断、禁绝百家等弊病。
秦始皇与汉高祖，一个二世而亡，一个开创了稳定强盛的大汉皇朝，谁更了不起，还用说吗？秦汉以降，那些着力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人们，往往是些特别欣赏皇帝独断、舆论一律的人们，一加解剖，便能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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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