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草堂,杜甫的诗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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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草堂，杜甫的诗乐园

成都是西南地区的中心，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大都会——长安、洛阳、扬州、益州(成都)，排序第四。特别是北部中国遭到安史叛军的破坏，两京陷入萧条凄凉，而成都乃“天府之国”，太平安定，很多避难的人也都来到这里。奔波了一年，经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行程三千里，终于到了一个富庶、温暖、和平、幽美的环境，可以歇歇脚，也可以省省心了。多年愁云不开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诗情大发，为草堂，为江村，为成都写了很多诗。

杜甫草堂(资料图)

杜甫一生漂泊，家居地十余处，多数身陷穷困无一语及之，少数写了也语焉不详，究其原因当然是时间短、兴致差。唯有成都草堂，杜甫前、后两次住了近四年的时间，是最长的一次，也是心情好、诗兴浓的一次。 一

安家之初，杜甫投入极大的热情，争取朋友的多方赞助，还写了一些诗向人家要桃栽、缘李、黄梅等果树，还要速生的木和长青的松树栽子，还有亭亭的.绵竹，他要把茅草房周围建成一个小小的花园、果园、植物园。浣花村是个大花园，春天来了，到处是花的海洋，花的世界，杜甫徜徉其中，陶醉了，写下活泼轻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的咏花诗多写在成都，绝非偶然。

浣花村是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杜甫的草堂“舍南舍北皆春水”，幽静的环境使杜甫享受到多年没享受的天伦之乐：“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优游愉悦之情，见于嬉戏之际”(《杜诗详注》引葛立方语)，不能说杜甫在成都的生活是富裕的，因为有贵宾来草堂做客也是“百年粗腐儒餐”。至于家里人，“恒饥稚子色凄凉”，在“厚禄故人书断绝”的时候是难免的。但杜甫一家在成都的生活较之以前任何时候都是安定的、平静的。

他的目光注意到这个幽静的环境，他的诗笔为我们描绘了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你看此时的杜甫，对花鸟与虫鱼都极有兴趣。“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江上燕子故来频”，“沙上凫雏傍母眠”，“啭枝黄鸟近，泛渚白轻”，“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如闻百鸟争鸣，似听万物合唱。“风含翠娟娟净，雨邑红冉冉香”，“杨柳枝枝弱，枇对对香。鸬西日照，晒翅满渔梁”，“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白花詹外朵，青柳前”，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如看杨柳依依，似赏百花争艳，美不胜收。

诗人对成都的雨，特别是夜雨也常感兴趣，《》就是在草堂写的咏雨名篇。此外，“蜀星阴见少，江雨夜闻多”，“村雨外急，邻火夜深明”，“蜀


天常夜雨，江已朝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当然还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有情有义，活灵活现。 二

杜甫在成都欣赏自然美的同时，对艺术美也有了更大的兴趣，开始用诗的形式(具体说是用绝句的形式)发表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对前代诗人的评价，创作了产生巨大影响的《戏为六绝句》，赞扬初唐四杰“不废江河万古流”，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表明了自己“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追求。杜甫对绘画艺术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戏为韦偃双松图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都写于成都，是杜甫最有名的题画诗。有人说杜甫是题画诗的首创者并不确切，但从以上诗作来看说杜甫是题画诗的第一大家，人们是公认的。山水画“咫尺应须论万里”;骏马图要画肉更要画骨，尤重传神，使画马如“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什么画都需要“意匠惨淡经营中”……都是极富启发的精彩高论。难怪杜诗中诗情与画意相融。 杜甫在成都西郊还深深体会到了人情美。成都草堂的邻居在诗中表现得最多。虽然江村很小，邻居很少，“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但走进杜甫诗中的就有“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的北邻，一位退职的县令，还有南邻朱山人，还有“卖文为活”的“南邻爱酒伴”斯融。除了这些落魄的读书人，杜甫的邻居还有黄四娘;她“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还有没说出姓名的邻叟，那位在社日“邀我尝春酒”的田父等普普通通的人。杜甫既与读书人有共同语言，也“未觉村野丑”，“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人既相亲，物亦相近，杜甫真融进了当地居民之中。“久客惜人情”，这是杜甫的肺腑之言。 三

当然，杜甫并不仅仅与近邻和睦相处，与普通人交往，他还有远亲老友在成都和成都附近，或来草堂探望，或邀杜甫出游，或赠诗唱和往还，在物质上、精神上对“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杜甫都有一些实际的帮助。

首先应提到的是老朋友高适，当时先后任彭州、蜀州刺史，距杜甫所在的成都皆百里左右。杜甫刚到成都就接高适赠诗，并酬和一首“逐联分答，句句相应”。后来杜甫有饥寒时写诗给高适，“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可见两人“交情老更亲”，也可知高适对杜甫曾有过资助。还有一位严武，也算老朋友，其父严挺之即与杜甫友善，所以杜甫与严武应是忘年交。严武当时先后两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以父一辈、子一辈与杜甫的交情，对杜甫帮助更大。严武身为成都地区军政最高长官，能文能武，既有权势为杜甫解困，又有兴趣与杜甫唱和。或“无戎小队出郊”，“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严武自携酒到草堂欢饮;或请杜甫到公馆赴宴，“兴与烟会，清樽幸不空”;或请杜甫观画图，或送杜甫青城山道士乳酒……来往密切。严武第一次镇蜀仅半年多时间，宝应元年(762)七月代宗即位后诏其返京为玄宗、肃宗修造山陵。杜甫送他赴京离成都，徐知道乘机叛乱，于是杜甫在川北流浪21个月。其


间曾拜访陈子昂故居，描画了川北的山山水水，也曾因《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而欢喜若狂，热泪满裳，还计划“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阳向洛阳”。可是广德二年(764)初严武又受命再镇蜀，杜甫欢欣鼓舞，“殊方又喜故人来”，三月即返回成都了，继续在草堂居住。

严武这次坚持请杜甫到他幕府工作，盛情难却，已辞官为民五年的杜甫在这年六月接受了剑南节度使署中参谋一职。严武同时还为他表请了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虚衔，这就是人们也称杜甫为杜工部，他的集子为《杜工部集》的由来，而实际上杜甫只是检校官即名义上的官。惜杜甫年老体衰，对幕府工作兴趣不大，可能与年轻的同事们意见也未必尽合，所以仅干了半年，永泰元年(765)正月初三即辞归草堂，从此也永远地摆脱了官场，争取到了一份难得的自由。严武诚心对杜甫，但杜甫已无心仕宦，自任疏懒，所以友情归友情，人生道路还是各走各的。四月，严武突然病死，杜甫失去在成都的靠山，于是乘船顺江而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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