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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但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进京，翁氏拜会左宗棠，就带了礼品。翁同龢日记记载：“以陈绍一坛，白米百斤送左相。”陈绍就是陈年绍兴酒。过了一个月，
清代官场送礼风
大清顺治时，有一位官任“给事中”的任克溥，曾精辟地总结当时的官场风气：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
何谓交结？送礼之谓也。连顺治皇帝也不得不承认，下级官员把精神都用到钻营送礼上了，“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多金。”需要说明的是，顺治时代尚处清朝立国初期，政治还算比较“清明”，到了大清晚期，“送礼政治”更加盛行，官员的十分精神，已经只有一分办政事，九分都用在送礼上了。
上司必须送。无论哪一级官员，命运都掌握在上司手里，下属除了送礼“培养”感情，别无他途。否则，就会像汪景祺于雍正二年在《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所描述的那样：“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所以，下属官员节日要送，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上司生日、上司夫人生日这五个“节日”，合称“三节两寿”，都得给上司呈上“节礼”。平时也要送，对于上司而言，几乎天天门庭若市，一年又何止“三节两寿”？
咸丰四年（1854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谈到：他在地方上所接触的一些官员，都为给上司送“到任礼”和“节寿礼”而深感痛苦，一个州县官员，每年送给督、抚、藩、臬、道、府等各级上司的“三节两寿”及到任规礼，多者达一万几千两，而且，这些礼金甚至比朝廷正式税收还耽误不起。正因为如此大送特送，才送出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京官也得送。京官身处皇城，信息灵通，且大多位高权重，而地方官员为获取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自己的官路越走越顺畅，便向京官送礼。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钱财叫“炭敬”，离京时送叫“别敬”或“别仪”，年节送叫“年敬”、“节敬”，时令季节送些水果叫“瓜敬”。
有个名叫张集馨的官员，在其著作《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谈到：“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
张集馨曾多次外任大吏，光是送“别敬”就花了不少钱。他任陕西粮道出京前“别敬”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别敬”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别敬”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别敬”一万二三千两。别说张集馨，就连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也不能免俗。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谈到他曾给原籍三江两湖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的“别敬”。 同僚还得送。即使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京官地方官之别的同僚之间，为了关照，为了帮衬，为了共荣，还是要送送礼物，表表心意。翁同龢和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且关系很好，互相
左被任为钦差大臣，要去福建领兵打仗。翁氏又去送礼，其日记记载：“以蒸豚等送左侯。”蒸豚就是清蒸猪肘子。两次送礼，虽然礼不“重”，仅仅是意思意思而已，但足可印证，当时同僚之间送礼成风，翁、左同样深陷其中。
就这样，整个大清官场“礼”尚往来，蔚然成风，各位官员送出的礼金从何而来？它不会从天上降下来，无非通过以下三条路径获取：一是以礼养礼，即敞开大门收受下属的礼金，再将部分收受的礼金送给他人；二是巧立名目向百姓多征钱粮，巧取豪夺；三是贪污国库银两。 大清之后，官场送礼风气依然。但不同的是，官员可以“名正言顺”地直接动用公帑，或送上司，或送京官、省官、市官，或送同僚，并美其名为“走访”，这大概可算是送礼的一种与时俱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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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