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中的爱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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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小说中的爱与死

作者：涂文萍

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12期

摘要：“爱与死”的文学主题连同沈从文的生命体验被巧妙地嵌入其笔下湘西世界的建构之中，成为疏解沈从文创伤感受的一个路径，是沈从文平衡自我生命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沈从文；爱与死；悖论；文学理想 一、爱与死的呈示

沈从文对于爱与死的言说集中体现在他对湘西世界的建构中。“因为生存的枯寂烦恼，我自觉写男女关系时仿佛比写其他文章还相宜，对于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写这问题，可没有和我平时创作的态度两样，在男女因情感所起冲突中，我只尽我的观察，解释这必然的发展变化。”[1]

（一）爱而不得，以身殉情

沈从文的小说中不乏对情爱的生动摹写，其中常有恋人难以得到圆满的结局。爱而不得，进而为爱付出生命的存在形式，承载了沈从文的审美寄托，成为其情爱书写的重要一端。在《月下小景》中，两人将身体在爱的前提下互相交付，但依照本族人的习气，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灵魂与肉体之爱在习俗的强力下被分离，为了爱的完全，这双恋人咽下毒药，躺在野花铺就的石床上，静候药力发作。小说《豹子·媚金·与那羊》中的恋爱男女则是由于离奇的延宕而殒身。豹子终于找到了心中近乎完美的羊，媚金却因苦等他无果，误以为豹子变心而难过自杀，之后豹子也随媚金而去。 （二）爱之极致，生死两隔

在沈从文笔下，恋人因爱而殉情赋予了情爱小说以哀婉的情调，而恋人生死两隔则使小说的悲剧色彩更加明晰。《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讲述了有关爱的传奇故事。女人吞金死去，豆腐店老板相信只要七天之内得到男子的拥抱，死去的女人即能复活的传说，他将尸身从坟中背出，怜爱不已。组成《爱欲》的三个故事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爱与死相互融合的关系。在“被刖刑者的爱”中，妻子为了让丈夫一行人活下去，不惜自杀。在“弹琴者的爱”中，貌美的寡妇恋上琴声，进而恋上残疾的弹琴者，最终因爱殒身。

此外，沈从文的小说中还有许多不直接探讨爱与死主题的篇目，却同样生发出对爱与死的深沉思考。《雨后》中的阿姐与四狗沉醉于小儿女的温柔乡，四狗全然没有对未来的忧虑，而阿姐身上显现出的忧患意识，或者说死亡意识，暗含着沈从文对生命的思索，给整部小说带来阴郁之感。尽管《边城》的确代表了沈从文所倡导的理想“人生形式”，其中浪漫的田园风格、清新的语言都给读者留下世外桃源的审美感受，但潜藏在文本后的哀婉却远未消失。一向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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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好的大佬在下滩时遭遇意外死去，成为横跨在二佬与翠翠间的主要障碍，成为田园牧歌情调里始终无法抹掉的暗影。 二、爱与死的悖论

“悖论”是文学批评中被反复提及的理论概念。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认为，悖论是将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表达模糊含混地结合在一起。悖论技巧使得各种因素错综复杂，构成了矛盾冲突，从而强化了文本内在的张力。“悖论”的两极，既相反又相成，共同影响了文本的意义深度，拓展了文学创作的阐释空间。

“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2]在沈从文的文学书写中，爱与死常常同时出现，形成主题意义上的悖反，越是爱则越是距离死更近。沈从文不遗余力地铺陈男女之间不悖乎人性的本能欲求，却又在这之中附着上悲剧色彩，将爱与死相联系。“爱与死为邻”表达了沈从文的审美倾向，将情爱叙述上升至精神的维度加以观照，在悖论中强化了情爱表达的艺术张力。简言之，沈从文在小说的表现形态和美学特征上，努力将源于生命体验的忧伤和以悲为美的形式赋予其爱和美的审美意蕴，形成以悲为美、优美中潜藏着忧伤的美学风格和艺术指向。

真挚、张扬的两性关系的发生，总是以诗意化的环境描摹为背景，这也显示了沈从文有意制造牧歌中的哀婉情调。在男女双双殉情的《月下小景》中，小说情节发展伴随环境的点染而逐步深化。温柔如水的月光成为有情人情感变化的象征性存在。两个人一同赴死，却全然没有走向死亡的惧怕，因为情感的至纯至真，即便是死也被沈从文附上诗意。《阿黑小史》中的环境描写延续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一贯持有的审美态度。纷繁的环境渲染，烘托出一个恬静、和谐的自然之境，阿黑与五明的结合正是在这种情境下的人性本真的呈现。小说的结尾，油坊衰败了，阿黑不见了，五明疯癫了，一切都结束了。前期的美好与后期的感伤恰好构成悖反，由此将小说的审美意蕴提升至更深的层次。在小说《边城》中，优美的环境与健康的人性达成了近乎完美的融合。沈从文在倾心塑造了一个“边城”的乌托邦世界，将人情之美巧妙地熔铸在环境之中，向读者呈现了一个纯然的生存空间。诗意化的环境与文本的悲剧气氛间形成悖论，有效地展示出沈从文情爱叙事的张力，深化了小说的意义深度，造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味。

三、爱与死与文学理想的建构

沈从文对爱与死的审美表现，显示了其对文学理想、特别是情爱理想国的自觉建构。“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3]。他着意建构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并有意纯化了其笔下的湘西世界，旨在实践自己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一直是以‘乡下人’自居的，这是他最看重的自我身份，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他的一个情结，其中夹杂着自傲与自卑。”[4]“乡下人”的自我定位，既表明他对自身的清醒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的焦虑与挣扎。自湘西边城进入大都市，空间的位移带来的不是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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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反而是厚重的漂泊感和孤独感。除却经济上的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都市生活带来的创伤体验。在沈从文早期的情爱书写中，就不乏展现一个穷困，尤其是在情感表达上困窘不堪的男子的“寻爱”过程，他或卑琐地尾随使其倾心的女子而不得，或自剖懦弱、胆怯的性格弱点，进而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折磨。“爱与死”的文学主题连同沈从文的生命体验被巧妙地嵌入其笔下湘西世界的建构之中，成为疏解沈从文创伤感受的一个路径，是沈从文平衡自我生命的一种方式。“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5]

唯美的詩意描摹，张扬的情欲书写，最后总要带有哀伤的调子，这实质上是沈从文文学理想、文学观念的展示。“神在生命里”凸显了沈从文的文学审美的最高理想，在他的创作中，神性的光辉在情爱书写中被张扬到了极致。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特别是湘西题材中的爱与死，不涉及道德良善的辨析，只是自然的、本能的生理欲望的释放。一切都是沈从文在想象中的美学建构。沈从文定义的“神性”，与其说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美，不如说是对抽象原则的展示，是沈从文审美追求的“试验”。爱与死都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存在状态。在沈从文的观念中，爱与死是人存在的本能，无法抗拒，无从避免。在《阿黑小史》中，阿黑与五明看似和谐的情爱关系中，仍然不能逃脱死的威胁，独留下五明一个人，直至疯癫。尽管无从逃匿，但两人关系中的神性却始终存在。情爱的翱翔天外是从庸常生活中见出“神”的方式。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对爱与死的孤独求索，他以独特的现代叙事方式，赋予小说以悲郁的美学风格。“爱与死为邻”的文学书写与沈从文的人生经验及生命体验相联，牵引出独属于沈从文的历史感性与人世沧桑。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一个母亲·序[M].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1.

[2]沈从文.烛虚[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3. [3]金介甫.沈从文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5. [4]钱理群.岁月沧桑[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19.

[5]沈从文.《水云》[M].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10.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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