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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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文化理论

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基本上属于贫困的个人责任论。虽然刘易斯并不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还是遭到许多批评。主要的批评观点包括：贫困文化理论夸大了穷人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穷人本身并不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各群体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贫困文化理论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

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将其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从而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是实践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依然如故。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乃是源自于贫困文化。

一、什么是贫困文化？

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的“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 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总而言之， “文化贫困”主要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而“贫困文化”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念。


二、贫困文化的特征

贫困文化，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它会影响到整个贫困区域的人，并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贫困被维持，并且还会导致新的贫困。对于贫困文化的特征，许多学者都曾做过概括和论述，我们不妨将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1、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恶劣的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注定，面对贫困，他们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奉行无为指导，听天由命，无可奈何忍受贫困。即使产生某种想法，也是信天、信神、不信人。于是，他们的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其中，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解放的严重障碍。由此“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和接受了被注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J.K.Galbrath ）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 to poverty )”。

2、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低品味的人生观和较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许多人产生了低水平的心理平衡，即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于是， “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的心态得到推崇，而敬业苦干被认为是“牛马生活”，游手好闲反被当作是“活得潇洒”，勤俭节约被讥讽为“活得太累”等等。

3、不求甚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人们消费意识异常淡薄，饮食结构也十分简单，只求填饱肚子，这种低下的消费观不仅严重影响劳动效率，而且消磨了人的意志和精神。因此，“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 4、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由于几千年小农经济文明的积淀和闭塞的自然环境，他们对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执着的偏爱和迷恋，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而对外部世界、外部文化有着本能的隔膜和排斥，正象鲁迅先生笔下阿Q居住的“土谷祠”一样，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有时甚至为了维持目前得生活状态 “饿死不离乡”。 5、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由于小农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人仍抱着“七十二行，以农为主“的传统心态，把务工经商当作是不务正业。在贫困山区， “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仍然是他们经济活动的规范，这种小农本位，排富畏富的经济观，不仅使农民在简单再生产的狭窄磨道里转圈子，物质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使他们的头脑僵化呆滞，精神毫无生气。

6、“等、靠、要”的度日观。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已习惯于接受政府的援助和社会的救济，并视其理所当然，逐渐形成一种靠救济和援助度日的依赖心理，于是他们坐等救济，坐吃救济，吃光用光救济再要救济，“有自由，无主张，抱着膀子晒太阳，坐等上面救济粮”，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因此对一些长期接受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7、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婚育观。正如世界银行在其一份减贫手册中所提到的那样：“贫困家庭的许多特性造成了高生育率。”为了维持简单的生产方式，贫困的家庭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加上抚养子女花费并不大，于是早婚早育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的生产需求，就像刘易斯在“贫困文化”中提到的：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性经验较早”，“小孩能享有保护及照顾的童年期相当短暂，轻轻的年纪即经验到了成人生活”。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贫困家庭的父母只能依靠多生子女使其中一些成年后能使自己年老后有所保障。与此同时是重男轻女现象的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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