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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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行俭德

1.“精行俭德”一词出自唐代陆羽《茶经》。其文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易•否象传》说：君子以俭德避难。可见俭德之重要了。"所谓"精行俭德"之人,也就是指那些追求"至道"的贤德之士。“精行”是指行事而言，茶人应该严格按照社会道德规范行事，不逾轨；而“俭德”是就立德而说，茶人应该时刻恪守传统道德精神，不懈怠。当代茶圣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解释为“注意操行和俭德的人”。 2. 茶圣陆羽在《茶经·一之源》论述了茶的功效时写到:“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其中“精行俭德”四字被看作是陆羽的自勉和对茶人的期望,常被茶人引用。“精行俭德”如何解释?由当代茶圣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解释为“注意操行和俭德的人”。这似乎过于简单。最早是《周易·否·象传》中的记载:“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本意是时运不佳,君子用俭朴的德行来避免危难,君子要约束、隐蔽自己的才华和力量,千万不要去追求荣华富贵。其中“俭”字也可解作收敛、约束,“德”字解作才华、力量,意为君子要约束、隐蔽自己的才华和力量避免危险。 3。精：陆羽用一个“精”字，说明有关茶事的各个方面都要求达到此标准。“茶有九难”包括：造、别、器、水、火、炙、末、煮、饮。从种茶，制茶，鉴别，煮茶器具的用法，火候的掌握，水的煎煮，烤茶的讲究、饮时的程序等，无不要求精心而作，要想品饮茶的真香，唯有达到“九难”的精益求精才行。行：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足以表示品质的举止活动，如品行、操行等；二是实际地去做，如行茶道等。陆羽是想说明一个品格高尚、坚守操行的茶人，其行茶事、品茶论道是非常合适的。俭：《易·否象传》说“君子以俭德避难”。可见“俭”是一个人的精神品质，而单非行为而已。陆羽将“俭”做为约束茶人行为的首要条件，以勤俭做为茶事的内涵，反对铺张浪费的茶事行为。《茶经.七之事》举例古代茶事说：晏婴身为宰相，一日三餐只有粗茶淡饭；扬州太守恒温性俭，每宴饮只设七个盘子的茶食。德：陆羽对茶人在茶事内外所有品性规范要求。具有君子性情的高尚品德的人，具有仁爱、善行的道德品行的人，才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茶人。在陆羽所做的诗中也可看出这种主张；“不羡黄金罍，不慕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积极入世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积极参予世务的致治家,他身处离乱之世,满怀治世雄心,为行道救世,奔走列国,游说于公卿大夫之间,栖栖惶惶;然而孔子尽管救世心切,却政绩平平,是一个失意的政治家。但孔子的救世热情从未因政治上的不得志和同时代人的不理解而有丝毫的动摇,而是以更大的热情从事培养政治人才的教育事业。总之,孔子的人生观是积极入世的,孔子的人生实践是济世救世的,孔子的教育是经世教育,孔子的全部学说,便是一种经世的学问。 ~、孔子的橄世实践。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王道既微,诸侯力政”,僧礼频生,务利尚力,孔子称之为“无道”之世。面对如此混乱的社会局势,有些人为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袱子》,下引《论语》只注篇名),作了“无道则隐,的避世“贤者”,如伯夷、叔齐、老子等。孔子对于这些乱世中的隐者尽管抱有深深的同情,称他们为“贤者”,但对这种消极避世的人生观是不赞成的。据《史记》记载: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与南宫敬叔赴周考察礼乐,曾“问礼老子”,老子对他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从政);不得其时,则逢累而行(隐居)。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仁民爱物

〖解释〗仁：仁爱。对人亲善，进而对生物爱护。旧指官吏仁爱贤能。

〖出处〗《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有子概括孔子言仁的特点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矣”，孟子将仁的基点定义在：“亲亲，仁也”（〈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都是说明承自孔子的仁道思想是以孝道作为界定的。

当孔子说出仁是社会价值的理想兼规范时，也确实是以血缘的孝悌为基点；他是从一般人一旦来到人间就要面对的关系说起，认为仁应从最基本、最无私又是充满了付出的最真实的关系做起，立稳在同一原则之上，通过层层向外推展，达到普遍意义的“泛爱众”。但孟子也有他继先儒之後的理论发挥。进一步从人心的角度切入谈论仁道，把人人皆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不欲害人之心”看作仁的本来根基，人心也因此成为了仁道可行的内在条件以及仁义可以在人事中感通实践的根据。

孟子对仁民和亲亲以至爱物的区分，是把三者看成是人的本有善性的不同层次的表现：“君子之於物也，爱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爱”是对於万物的一种情感，是主动的，“仁”是对人类的一种情感，既是全人类应互动的又是较尊重距离的；“亲”是对於亲属的一种情感，有天赋的感觉与义务；三者的表达层次与表达方式、方向都不尽相同，但发自人的内心这同一出发点是不该有分别，如此才可浑然并存於一体、作用於千变万化之人事而不矛盾。君子的为人处世，就是要由能亲爱亲人也同时要达到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也同时要达到泛爱万物。清代焦循撰《孟子正义》在这段字後总括说，这段文字“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谓之义也”。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命题申明了孔孟认为仁道之能够成为人类最普遍道德原则，关键在於儒家说的“仁”始於亲，却不终於亲。如孟子所言：“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尽心上〉），“仁民爱物”是以每个人满足亲亲之情为前提去确保人生活上基本的幸福，又更从家庭关系体验他人也有一样的需要，即孟子称为“举斯心加诸彼”的同理与同情心，或浅白的通俗的说，即上文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如果对别人的苦难不动心，那末对家庭的关爱也因仁爱有条件而变得不真实了，因此要实践仁民爱物的理念，就要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公义实践与政治要求──不忘在满足亲亲之情的同时，将此爱心向外展延以确保整个社会幸福安定，由“亲亲”推展到“仁民”，再由“仁民”扩充到“爱物”，以不奢侈不侵扰万物以及珍惜与善用资源，作为理想生活方式。这就说明表达了“亲亲、仁民、爱物”三者俱是仁道精神与实践的有层次的递进和因应不同对象的表现方向；但三者同是良知的发用，从心上来说没有出发点的差别，要不然就成了对人对事对物出发点分歧的分别心，仁的道德概念也就显得不真诚完善了。

儒家论证仁爱观念拥有亲情这一天生自然的基础，也就是为了要证实它的存在不虚。强调仁爱首先满足亲亲之情，在儒家是十分要紧的。孟子的社会理念和政治思想，从“仁民爱物”的命题出发，是反对在谈论人类道德和爱心的同时偏偏将家人亲友邻里疏忽到陌生人的位置去。 仁爱思想可以植根於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情感，可以从最基本的关系推展到天地万物，就在於它也因此是在百姓生活中见真章的，平实中自有自然流露的高尚。为人处事能做的恰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心见道，能够在简易中显出悲天悯人；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既有人情味又能公道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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