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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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未来

何谓儒学？儒学如何发展？这是两个很大的问题。这里，我只能大题小做，略抒管见，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儒学既是安身立命之学，更是经世致用之学

要想解答什么是儒学，先要弄清什么是“儒”？传统的解释：儒是一种职业，即从事“相礼”的工作。在古代，祭祀是一项十分普遍、十分重要的活动，而祭祀仪式离不开礼，要严格依礼来进行。祭祖、祭天、祭神等等祭祀仪式都有十分复杂的礼仪规定：有哪些步骤？哪些人物参加？不同的角色穿什么样的祭服？站何位置？说什么话？都有讲究，一般人主持不了这样的仪式，非从事“相礼”的儒来主持不可。不仅如此，部落、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也都有种种的仪式，如对外发动战事，如部落酋长或国君的婚礼、丧礼大典等等，儒的介入和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儒在后来的演变发展，其内涵逐渐泛化，一般的读书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皆可称之为儒。

这是传统从职业及其演变的角度对儒作出考察得出的认识。这里我们再从“儒”的字型结构来看，“儒”，左侧“亻”，右侧“需”，人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儒是关心、关注和研究人的需要、人的各种问题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儒经过思考和研究所得到的关于人的认识和思想是人所需要的，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种认识和思想的滋养和指导。

儒的如上考察和把握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儒学是有帮助的。那么，何谓儒学呢？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其后绵延不绝、及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这一定位是没有毛病的。不过，学界更多的是从儒学的内涵或学术旨趣来把握儒学，有说儒学是心性之学，有说儒学是人学，有说儒学是一种政治哲学，有说儒学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等等。凡此种种说法，无疑都有其成立的理由，很难说哪一种说法绝对的合理、科学，哪一种说法绝对的不合理、不科学。照笔者对儒学的认识和把握，我想说，儒学既是安身立命之学，更是经世致用之学，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儒学作为一种安身立命之学，所突出的是儒学的“内圣”层面，所解决的是人的精神生活、精神境界、精神寄托、精神安顿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精神家园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笔者坚信，构建精神家园，儒学可以提供积极而丰富的思想资源。孔子讲“乐道”，讲“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讲“养心”，讲“收其放心”，讲“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皆在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生活的满足，皆在致力于精神境界、道德境界的提升，并从此种满足与提升中获得精神的愉快。

儒学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所突出的是儒学的“外王”层面，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是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问题。儒家特别强调“学以致用”，强调“兼善天下”，强调“立人达人”。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论语·宪问》）“怀居”即所谓“怀安”；“士”者，事也。孔子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理当用自己的理想去引领社会，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社会，用自己的作为去改进社会；理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否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贪图安逸，就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孔子弟子子夏还说过一句十分著名的话：“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表面上看，这是提倡一种读书做官论，然究其实质而言，这却是儒家入世品格和用世精神的最通俗表达。在一定意义上，入世和用世是儒之为儒的关节点。在天下无道的现实面前，以道家为代表的隐者认为洁身自好才是明智的选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认为，正因其天下无道，才有变革现实的必要，在变乱世为治世、变无道为有道的过程中，人生才凸显出其意义与价值。 儒学未来如何发展

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离不开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滋养和作用，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普遍接受和认同。那么，儒学自身在未来中国将如何发展，或者说如何继续发挥儒学的积极作用呢？笔者认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未来前途显然不在于儒学地位的刻意拔高或刻意贬低，不在于将儒学玄学化或庸俗化，而在于实现儒学的大众化、世俗化。


儒学原本就有大众化、平民化的特点，原本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何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呢？“极高明”讲的是，儒学与道学一样，“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综罗百代”是说儒学乃是古往今来历史经验、思想文化的综合、总结，“广博精微”是说儒学内涵丰富，见解深刻。“道中庸”讲的是，儒学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众，很平常、很平实，不是“玄而又玄”的贵族化、玄学化的学问。然而，现在儒学却被一部分学人弄得“玄而又玄”，即高明而不中庸，特别是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强化了儒学的高明的一面，削弱乃至舍弃了儒学的中庸的一面，以致陷入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歧途。这是一种值得注意、急需纠正的不良倾向。

按笔者的意见，儒学要想为更广泛的普通大众所认同和接受，要想在当今社会、当今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从形而上落实到形而下，必须跳出“玄学化”的怪圈，必须走出书斋、走向生活、走向实际、走向大众。笔者这样说，并不表明儒学的学理探究不必要、不重要，事实上，正常的儒学的学理探究正是儒学的大众化、世俗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儒学的学理探究的不断深化，儒学的大众化、世俗化便只能是纸上谈兵，或误入庸俗化、低俗化的新的歧途。笔者想说的是，应有更多的同仁来做儒学的大众化、世俗化的工作，这是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笔者特别欣赏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将大众化、平民化的儒学称之为“生活儒学”，按笔者的提法，就叫“大众儒学”。愿“生活儒学”、“大众儒学”早日开花结果。

（邵汉明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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