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城市广场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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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市广场历史演变

一、古希腊集市广场





古风时期拉托(Lato)的集市广场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城市广场。广场的北端设有一石头堆砌的大型看台,其两侧各设一个高耸的塔楼(Turm)加强着看台以及整个广场北端的造型。这个大台阶类似于一个台阶式的听坛,服务于扩大化了的市民的参政和议政,而贵族们的议事活动则在广场南面的更加考究的议事大平台上(Exedra)象经过精心安排的舞台布景,这个大平台与广场北面的大台阶正好对应,强化了广场的政治色彩。

希腊的集市广场早在荷马时代就是集会的场所,它同时也是庭审之处。而在专制时代,了避免人们长时间的逗留,公共集会场所配以艺术装饰并不常见。直到民主体制形成,索隆(Solon)法律和权力赋予人民议会时,对集会场所的装饰才逐步发展起来。而在克莱斯特勒斯(Kleisthenes)赋予所有雅典人以公民权并引入了在广场上定期集会的制度后,古希腊

的广场才真正成为城市的核心,同时也成了市场这种多重活动类型的共存非常突出地体现在雅典的集市广场上:这个不规则的梯形广场三面柱廊,而元老院议事厅尽管位置显赫,体量小巧。广场西侧山坡上的赫菲斯托斯神庙(Hephaistos)对广场空间则具有牵制作,庙下宽阔的台阶不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觉基础,当广场上有活动时,这些台阶就成了观众的座位。



二、古罗马集市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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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时期的罗马城市广场的设置反映出对于市民聚集的支持,以巴西利卡、庙宇、柱廊等围合,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公共特征。罗马市中心的集市广场(ForumRomano)是一个不规则的梯形空间,广场东侧的小神庙体量虽不大,但由于它的特殊地位以及独立于周围环境的性格成为广场短边以及整个空间的控制性元素,它也促成了广场空间的轴向性。南北两侧的巴 西利卡明确地界定着广场的长边,而东北角的边界则由多个相互间关系不定的小型元素构成,缺少整体性。庞贝的集市广场(Forum Pompeji)则更为规则,呈严格的狭长矩形。北端的丘比特神庙控制着广场的短边及整个广场空间,其余三边均由形态完整、严格对称的各种公共建筑围。

到了帝国时期,城市原有的尺度与结构发生了变化,空间逐步演变成帝王们树碑立传的手段,广场逐渐由开敞变为封闭,从自由走向规整,连续的建筑界面与巨大的建筑体量烘托着城市公共空间的宏伟与华丽,罗马市场的周边也成了历代皇帝自我表达的舞台。恺撒大帝通过建立巴西利卡尤利亚(BasilicaJulia)进一步扩大了市场空间,同时在市场的北面设立了市场规模相当的恺撒广场(Forum Cesare),开创了统治者以自己名字命名城市空间的先例。恺撒的后继者们也绝不逊色:奥古斯都广场(Forum Augusto)直接建在恺撒广场的东北,与之相邻,并且规模相当;尼禄皇帝则利用公元前64年的大火对罗马城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同时在恺撒广场和奥古斯都广场的东南、罗马市场的东北建立了尼禄广场(Forum Nerva);图拉真则更具魄力,他劈山平地,设置了规模最大的图拉真广场(Forum Traiano),并将宏伟壮观的公共建筑(马尔斯区)与广场区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构成新的城市生活中心。

中世纪集市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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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业活动对中世纪欧洲城市诞生的决定性影响,市场在城市的形象方面扮演着控制性的角色,它常常决定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但与古典城市不同,中世纪的集市广场(Market)和城市形态没有固定统一的模式,因为每个城市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适应着地形或历史的条件。锡耶纳(Siena)由三个聚落统一而成,城市中央是著名的坎坡广场(Piazza del Campo)广场东南边界上的市政厅是整个广场乃至全城的控制物和标志,当时的市议会希望看到一个超越贵族宫殿甚至教堂的高塔,并赋予一个敲钟人的名字“马尼亚塔”(Torredel Mangia)见证出共和时代民主精神。坎坡广场的西面还有一个由教堂建筑群构成的广场,它同样是一个教堂的前广场。作为汉莎集团的首府,吕贝克(Lübeck)集市广场记载着一段市民战胜贵族和教会

统治、走向独立的辉煌历史玛利亚教堂(城市教堂)市政厅以及集市广场是市民作为第三种城市支配力量获得胜利的清晰表达。首先,在与主教的激烈斗争中,市民能够将主教宫以及主教大教堂挤出城市中心;其次,玛利亚教堂能够建造在城市半岛上的制高点,并且教堂的塔能够高出主教大教堂、以绝对的体量控制着城市的整体形象。集市广场呈不规则梯形,主景是市政厅,北面的玛利亚教堂作为背景加强着空间层次的丰富性。中世纪的城市设计则显示出对于希腊传统的继承:明确的等级、简单与和谐。而从罗马传统到中世纪的过渡则表现出一种走向非理性的转折,一种对所有的几何概念的决定性背离。在几乎所有的中世纪 城市中,集市广场、市政厅与教堂总是相依为伴,共同构成城市及城市生活的中心。德 国学者希马赫将中世纪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三大支撑元素(贵族、教会、市民阶层)看作是集市广场乃至整个城市的空间构成动力:这三种势力在城市空间里如同三个圆环,内紧外松,核心相互独立,边沿相互重叠;三个圆环的的中心点,即三个圆环的重叠区域则是城市的集市广场。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城市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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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与理性是文艺复兴的精神核心,它提倡人权、人道,反对禁欲和蒙昧。政治局的变化以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动摇了天主教权威,于是复兴古典建筑的努力取代象征神权的哥特风格透视关系的发现以及重新找回古典的比例与均衡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空间的典型特征。

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Marco)被公认为文艺复兴时代城市空间的杰作。这个宗教政治广场为梯形空间的组合,决定它性格的是圣马可教堂与总督宫。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以及不同体量的建筑物的有机共存保证了视觉感受的丰富与变化,而广场特殊的几何形态以及空间的巧妙组合则创造了出人意料的视觉变换。构成整体的两个广场都有着明确的对,但手法各异。大广场的主景是细部繁多的圣马可教堂;小广场北端首先是圣马可教堂探入广场内的侧立面以及西侧的大钟塔;小广场南端则几乎完全开放,仅由两根石柱界定着空间,通向大海的视线将对面的圣乔治教堂(San Giorgio Maggiore)展现在眼前。

米开朗基罗设计罗马市政广场(Piazza del Campidoglio)是从文艺复兴走向巴洛克的过渡作品。广场呈梯形,重建的元老院(Palazzo del Senatori)形成广场的主景和统帅;广场两侧的卡皮托博物馆(Campidoglio Museum)及原有的宫殿(Palazzo del Conservatori)对称、但并不平行;广场的短边完全开放,以一个逐步向上放大的台阶进入广场;反观这个开,低处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骑士雕像是广场的几何中心,以一个椭圆形的放射图案作为铺地装饰,它是整个广场造型元素的控制点,因为所有的轴线最终都归结到这一点。

巴洛克时期最具代表性者首推贝尔尼尼设计圣彼得广场(Piazza di SanPietro),它既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前广场,更是天主教世界的中心。这个巨大的广场由三个相互连接的单元构成:教堂正面梯形的列塔广场(Piazza Retta),中间由两个半圆及一个矩形组成的近似于椭圆形的博利卡广场(Piazza Obliqua)以及东端的鲁斯蒂库奇广场(Piazza Rusticucci)广场与大教堂共同确定了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轴线,但博利卡广场的长轴线却与之垂直,构成整个空间群体上的方向变化。博利卡广场的南北两个半圆部分被异常有力的宏大柱廊所包围,强化着广场中央的方尖碑。

从上述实例可看出文艺复兴以来的城市广场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那种以一个集市广场控制整个城市空间的结构被彻底打破,诞生了多个广场共存或构成广场组群的格局,每个广场以各自不同的空间性格和活动特征共同建构起新时代的城市公共间,但活动的复合特征明显减弱。文艺复兴继承并发展了古代罗马的审美倾向,有目的地运用了造型的绝对标准,它一方面给城市和建筑带来理性,同时也使城市空间染上了较中世纪更为强烈的意味和色彩。通过轴线来强化空间秩序和空间形式的方法最终将文艺复兴引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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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创造了最受新兴集权国家权贵们青睐的城市空间形式。但巴洛克的空间组织原则与文艺复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文背景它是一种单纯的烘托主题的方式,广场成了建筑的展示厅。

古典主义城市广场



从十七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国王们借鉴了罗马的经验,对中世纪的巴黎城作了第一次大

手术;他们有效地利用宏大庄重的元素,创造了极具英雄主义色彩的城市空间。到工业化时代,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对巴黎城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造,初步建立起现代巴黎城的基本格局。这期间的城市建设在继承拿破仑一世“帝国风格”的基础上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空间成就推向颠峰,建立起新的严密的逻辑与理性,将更为纯粹的几何关系运用到城市空间,变了巴黎城的面貌。历时33年建造的旺多姆广场(PlaceVendome)是古典主义时期城市广场建设的典范,它以严密、彻底、对称的空间格局很快融入了城市的轴线体系。广场的平面形 式为切掉了四个角的矩形,有一个明确的主轴线,并通过南北两侧短边的开口和广场中央的构筑物予以了强化。广场周边的建筑物均为三层加蒙莎顶,底层为连续的拱门,石材立面,造型厚重、连续,四个转角和两个长边的中央运用山花和柱式予以强化,加强了空间的围合性与庄重感。广场中央原为路易十四的骑马雕像,后改为一个青铜纪念柱作为献给拿破仑一座丰碑。

古典主义时代巴黎城内最为宏伟壮观的城市空间是协和广场(Place de laConcorde)。广场空间在三个方向开放,国王的塑像占据着矩形广场的中央位置,后来被埃及方尖碑替代。在广场南北轴线与两条斜轴线的交点上分别安置了喷泉,形成今天广场的格局。协和广场西面的星形广场尽管造型不同,但设计立意同出一辙。1806年,为颂扬法国军队的功绩,拿破仑

修建宏大的凯旋门。建筑立面上充满了名家精细的雕刻作品,描绘着包括拿破仑征战大捷在内的法国英雄般的历史到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的城市改建将星形广场进行了最后的定格:十二条大街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凯旋门,使圆形的星形广场成为巴黎城市空间新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节点之一。

古典主义将秩序作为绝对的表达手段,强烈地打上君主专制思想的烙印。这个时期的城市建设以纪念性建筑和广场作为城市地标,几何轴线打通了各个地标之间的视觉通廊,建立起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原始的城市机理中构筑起新的城市结构。在那个时代,权力是决定一切的因素,科学文学艺术建筑保持着服务于君主政权的关系,以空间形态表达权力成为古典主义时期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

现代城市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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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改建完成的里昂沃土广场(Placedes Terreaux)是一次赋予传统城市广场以现代休闲氛围的成功尝试。沃土广场是里昂的主要广场,规整的矩形空间四周围绕着这个城市必不可少的最显要的纪念建筑物:老市政厅、商业建筑圣皮埃尔宫等;广场内还有一人像雕塑喷泉。广场的改造充分尊重历史,用最少的措施实现构想,造型简洁地面上的方格网将广场划分成一个个正方形,在当中五排的中心设置旱喷;网格的交叉点上还分别设计了两排可以供人坐的石墩,而北面还有一排好像是从人行道中长出来的方形石柱,它们成了众多露天咖啡座的依靠。旱喷的设置彻底改变了广场原来的肃穆氛围,它变成一个水中广场,赋予了广场独特的休闲气氛。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陆续建设了大量的城市休闲广场。由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已基本结束,西方的城市建设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对城市空间的改良上,利用现有环境创造高品质的市民休闲空间成了主要任务,它们旨在为市民不断提高的日常休闲需求提供活动场所。这些广场的空间性格也随之而发生了变化,它们在失去意味的同时变得更具人情味。

建于1983年的巴塞罗那巴索斯·卡塔卢尼亚广场(Placa dels Paisos Catalans)是火车站的前广场,设计师在大片空旷的地面上点缀轻巧的钢结构屋盖覆盖部分空间。两个半透明的屋盖高低不同、形态各异:一个为被细钢柱高高支起的正方形,另一个是离地不高的波浪形。在后者的屋檐下有花岗石的半桌半椅式的休闲小品供人使用,在金属柱旁还种植了爬山虎以创造宜人氛围。广场的最远处有一长25m的黑色石制长凳,将广场空间从喧闹的城市交通中分离出来。广场上还设有两排从低到高的金属柱喷泉以及一条象征铁轨蜿蜒延伸的曲线形座椅和几排倾斜的金属柱作为照明。设计师放弃了空间的完整性,将所有设施以自由、又不乏逻辑的组织方式布局,达到动态平衡。

现代社会功能分区的理念导致了空间的分离,也导致了不同活动类型的城市空间的诞生。随着民主政体的不断稳定以及因此而来的市民对政治关心程度的普遍下降,传统城市广场的政治色彩逐渐失去其意义,空间的性格也随之产生变化,个性化、艺术性、人情化与场所感再次回归。自由、开放的空间取代了严格规整的几何形广场,绿化、水体、座椅、艺术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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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游乐设施取代了帝王雕像和各种纪念物。广场的规模日趋减小,数量却不断增多;它们丧失了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主宰地位,从传统的城市核心角色演变为城市空间的补充元素,成为以自由、多元与匿名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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