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一代”学者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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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一代”学者钟伟

作者：陈希琳

来源：《经济》 2018年第3期



从“博士咖啡”到文艺青年，从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剑客”到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的元老级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的身上有很多不同的标签。和张扬的文字不同的是，他待人极为谦逊，一改谈及学术和研究领域时的较真儿和锋芒毕露。随手用遥控器关停置物柜上的音响后，他笑着说：“怎么样，我这里的办公氛围很轻松吧？！”听着音乐做研究，倒是很符合他一度立志做诗人的向往。

“飘一代”

从江南来到北京，这个决定影响了钟伟的一生。1990 年，21 岁的钟伟从南京大学物理学系毕业，因个人兴趣半路出家开始系统地自学经济学，而后到北京专心做研究。在最初的7年里，他搬了6 次家，住过临街喧嚣闷热的筒子楼，合租过毛坯房，也曾在狭小昏暗的招待所留宿。条件艰苦，所幸的是，他遇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机缘际会日，正是少年成名时。20 世纪初，互联网像蜂群出巢一样兴起，将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者拱上时代潮头。

当时，钟伟、巴曙松、高辉青和赵晓4 位博士都是30 出头的年纪，他们因为各自的学业工作散落各处，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和论坛来保持交流、探讨学术话题。这些年轻人将探讨出来的观点，以“博士咖啡”为名在网络论坛上发表专栏文章，“最开始都没想着出名，纯粹是为了降低成本，我们要贴资料，就贴在那里，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兴趣的话题，就写一段。”“博士咖啡”这个名字只是意象，博士象征学问，咖啡代表人性。

因为兼具严谨的思辨和有趣的观点，这个关切当下问题的专栏很快吸引了大量的网络读者，后来这个虚拟的研究团队又增加了党国英、易宪容、余晖和何帆4 位学者。“博士咖啡”在学术圈子里声名鹊起，他们被评为“飘一代”的代言人。其中，钟伟、何帆、巴曙松、赵晓因为观点新锐在国内经济学界以“京城四剑客”之称闻名。

“就像空气中的尘埃一样，不知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个‘飘’准确描述了当时我们的精神与现实生存状态。第一，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第二，我们都缺乏文化的根基；第三，居无定所。”钟伟说。

在这样的状态下，钟伟的经济学研究之路并不寂寞却又孤单。即便有时代的同行者，但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来说，做学问的过程是枯燥的，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不断地写作和发表著作，成为他生活的全部，甚至有时一天有十七八个小时都在埋头做研究。“经济学是一门‘显学’，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学经济学是容易风光的事情，其实不然，你要能忍受从早上九点到夜里一两点持续不停地阅读或写作的孤寂。”钟伟说，以文字为生的人都是很辛苦的。

尽管是“飘”着的，但北京开放的经济学圈子，让钟伟沉醉于此，“这里随时准备接纳和历练新人，只要你做出了一点努力，就会有人认可和鼓励你茅于轼、张曙光、石小敏、张蕴岭等经济学家都让钟伟感触很多，“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

不追求流量

从1992 年开始研究金融和资本市场，到现在26 年的时间，当年的“四剑客”，如今纯粹做学术研究的只剩钟伟和巴曙松二人，很多“飘一代”也开始向别的领域拓展。多年的积累和


钻研，让钟伟在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市场研究方面有着很大影响力，作为金融界的知名学者，钟伟多次参与国家金融和财政部门的核心政策探讨。

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的核心成员，他保持着学者最后的底线，“我们更多讨论的并不是房地产和股票这些老百姓爱听的东西，而是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希望政府决策时能够更多听一听市场的声音”。

“中国也许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家，需要的仅仅是我们对经济学常识足够尊重。如果你的研究初衷是为了有影响力，那么这个初衷就是错的。”在钟伟看来，经济学研究有3 个层次的目标。“最理想的目标是有所创新，能用一个更好的理论框架解释一个看起来错综复杂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方法论，相当于造枪造炮，绝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到不了这个层次。如果做不到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第二个层次就是工具论，要求经济学家言之有物，尊重自己的专业性，尊重读者，能够写100 个字就绝不写101 个字。如果也达不到工具论的高度，第三个层次，就是不要跟着潮流和迎合大众的期待，要做出客观的判断，尽量如实告知事实。”

钟伟说，如果经济学者只挑大家爱听的讲，可能会成为一个有流量的人，但会脱离学界本质，更像是一种表演。在人民币汇率和金融改革等领域，钟伟屡有一些鲜明的观点，将他推上风口浪尖，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说他左，有人说他右，但在他看来，包括他在内的这代经济学人就是一个时代的“过渡者”。

“第一代经济学人当然是张培刚、陈岱孙、浦山等，他们这一代人有深厚的海外求学生涯和经历，并且在年轻时已经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第二代经济学人如厉以宁和吴敬琏，他们对中国经济运行有很大的影响。第三代学人中一些已经在海外享有声望，另一些则成为国内政界或学界的中坚，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体验和充足的理论素养。而我们也许是勉强的第四代学人吧，先天加后天的不足，使得我们不过是过渡的一代人而已。”言及此，钟伟对80 后、90 后抱有很大的期待，“他们接触的经济学教材已经跟西方一流大学的教材一样，而且身处这个时代有更宽广的视野，未来他们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优秀的经济学者”。

26 年间，钟伟出版了包括《金融资本全球化论纲》《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和背景》《21 世纪初期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在内的7 本专著和合著。对于出书的频次，钟伟觉得刚刚好。“我很欣赏巴曙松的研究态度，就是不慌不忙地做研究，如果你很着急，急着声名鹊起，那一定名不副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30 岁左右就出名了，所谓‘博士咖啡’时期也是名不副实的，当然那时我们是新锐，在同时代学者中是突出的，但当时的能力和声名相比，有一些差距。”

除了严谨的学术著作，本打算过一辈子诗意人生的钟伟经常写一些情怀满满的散文随笔，研究之余仍仰望星空，写了《感恩之心》《一生之水》两本书，将对弱势群体的慨叹、对契约精神的执著、对“看不见的手”的困惑和对“看得见的手”的忧虑，尽数码进方寸之间。

关注民生

钟伟不是特别认同纯粹的象牙塔学者，幼年时家境贫寒和求学时的“流浪”经历让他尤为关注民生问题，致力于问题的解决。“现在高校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封闭和自成一派，过度强调象牙塔式的研究，习惯了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当理论和实践相冲突时认为理论一定是正确的，实践一定是错误的，对这一点我们特别害怕。”

对于当前热议的中国去杠杆问题，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钟伟表示，要理性看待杠杆，中国的债务问题确实存在，但有所夸大，至少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好很多。


“看待债务不要光看债还要看资产，光看债务会把自己吓死的。要看到债务的成本也要看到资产的收益，如果资产的收益比债务的成本要高，那么债务是会收敛的。之所以这几年债务问题非常敏感，是因为随着三期叠加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投资收益率显著下行，这是自然的，毕竟GDP增速下降了。从地方政府的债务来看，过去地方政府一靠债务，二靠土地，由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演变成货币问题。从企业债务的角度来说，国企的杠杆相对较高，民企的杠杆还可以。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说，实体经济的回报率确实比金融行业低。”钟伟说，即便有以上3 个问题的存在，而且问题确实很严峻，但也不意味着明斯基时刻就出现了。

在他看来，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峻，目前正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股市的泡沫主要就是创业板的估值有些虚高，泡沫没有撇清，是监管松弛下产生的创新泡沫，这个泡沫对我们的损害很大。所以现在谈建设资本市场强国还为时过早，还是要培养股市的正能量。比如说股灾发生时，如果开股指期货的空仓，从操作方向上来说一定是对的，但是作为机构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是否也要遵守一定的道德底线？这相当于把行业吃饭的锅砸了，这种竭泽而渔的行为不值得鼓励。”钟伟说，黄金没有高尚和卑鄙之分，但是操作和投资的机构和个人是有道德水准的，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厘清从业人员到底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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