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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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鄙人做毕业论文，深感未入学门。谨此整理前人治学之道，与各位同学共勉！

陈寅恪的治学

1929年，陈寅恪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揭出了自己读书治学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此处，说的是“治学”，不是今天所谓的“研究”）

他明确反对历史决定论，在讲课中「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他认为：历史并非事事处处呈现必然性，有时也有偶然性，「天下事前后因果，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者」，陈寅恪指点学生学习方法说：「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自道研究原则时也一再强调：「真的资料，正确的解释，才有自然的结论。不是先有结论，才做研究；而是先研究，才得出结论」。

留学经历使陈寅恪不仅精通了二十余种外国或异族的语言文字作为治史工具，而且深切体悟了西方历史文化的内在精髓.（这一点自己要注意了）他对弟子说，自己研究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也研究过孔德的实证主义、詹姆士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他在瑞士听过列宁讲演，也许还是最早通过研读德文本《资本论》而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唯其如此，他在后来的研究中虽然从不认为社会经济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却也相当重视其作用。 ------------ 伟大必然有伟大的理由

「做学问的工具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这工具和主要研究工作要有联系的，不能联系的不要做」。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对观堂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作了经典性的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接着断言：「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自然科学中可能也有这些途径分类

「我们看材料，需了解材料存在多少问题，已解决的有多少，未解决的有多少，新发现的有多少，由此一步一步地往前研究，便可以不走或少走弯路」陈寅恪对搜集史料的基本要求「在求其全」，在这点上，他直接继承了宋代史家司马光创立的长编考异法中的修丛目之法，即广采群籍，将与某一史事有关的直接或间接史料搜集齐全。此即他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里称赞杨氏「彚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的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陈寅恪研治《旧唐书》即「时用圈点以识脉络所在；书眉行间，迻录个方面材料以资参证，并於所录材料后，申述己见」。例如他读《韩滉传》，即围绕唐代欲复河黄而不能的问题汇集了与此有关的文献史料达十四种，在移录元白二家《西凉伎》后间下己意：「边镇诸将终无经略旧疆之志意」。

在基本史料齐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对同一史事的众说纷纭的史料「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即陈寅恪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里指出的：「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故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因杨树达以《论语》和孔子为研究对象，故陈寅恪所说的圣言、圣人、儒家经典，都可理解为历史研究的具体对象）。他是非常重视史料考证的，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

对此，后人往往较多地归诸其天分，而忽视了他在别人不留意处留意的艰苦求索的过程。 陈寅恪治史特点之一，就是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思考力。「读过好几遍，每有一点心得，就批於书眉，蝇头细楷，丹铅殆遍」。据其入室弟子追忆，这正是陈寅恪治史的基本方法之一：凡读书有见，即眉批书上，积累到足够的数量，才移到纸上，撰为文章。


陈寅恪治史特点之二，就是以问题为中心，抓住关键，揭示本质。他曾以问题意识批评今人每好看《通鉴纪事本末》而不看《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读《通鉴》时，心中产生的问题，用以标题，分辑而成。不是人人阅读《通鉴》时所可能发现的问题尽在於此。所以只读《纪事本末》，就要受到它的限制，以为除袁枢所标题之外，再无问题了」。他研究中古以降的历史，就宏观而言，慧眼独具地以民族和文化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问题，确实抓住了解读这段历史的根本路径。这一立论还可以推广至隋唐民族文化问题上，一下子打通了诸多疑窦，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他在这部名著里所探讨的李唐统治阶级的氏族、政治革命、党派集团、外族盛衰及其与内政的关系，无一不是唐代政治史关键所在。即便在微观考据上，他也如老吏断狱，最善於击中要害。

陈寅恪治史特点之三，就是以小见大。他在考索柳如是别名时，表达过这一旨趣：「故治史者，即於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之也」。也就是说，研究的尽管是小问题，却总是以民族文化之史的大问题为其发轫和归结的。例如，其〈狐臭与胡臭〉一文考证腋气这样的小问题，结论却落在中华民族的融合上：「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又如，他在笺注白居易〈琵琶行〉时，对历来无人注意的「移船相近邀相见」一句，引证南宋洪迈非议白居易夜入商妇之船的说法，在解释洪氏误解后进而指出：「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於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由论证男女相见礼节，归结到唐宋社会变革。正如他的学生所说：「其对文史上的小题目，往往以狮子搏兔之力，旁征博引，深入腠理，遂使新意立见，令人拍案叫绝」。但有学者认为：此种方法「要有天分与极深的功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的。即如考证腋气，据陈寅恪自述：十岁以后，「见有旧刻医药诸书，皆略加披阅，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书中所言者为人处方治病，唯藉作考证古史之资料，如论胡臭与狐臭一文，即是其例」。由此可见，看似不经意的小问题的捕捉，自有绝深厚的功力为其后援的。

於陈寅恪掌握十余种外国和异族语言，又受过西方比较语言学的训练在史学研究中，陈寅恪除了形成独具风格的治学特色外，还有其最擅长使用的治史方法。其中，对陈寅恪来说，得心应手和炉火纯青的方法就有比较研究法、集团研究法、时间空间坐标法、联系的方法等。

其一、比较研究法。

陈寅恪对比较研究法有一总体看法。他曾向学生指出这一方法的作用：「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判断」。

其二、集团研究法。 陈寅恪使用的集团概念，并不仅仅指狭义的政治集团，颇有点近似社会学上的社会群体的概念，包括更广的文化意义上的涵义。他在论及宇文泰融合成「一不可分离之集团」时，对集团作过明确表述：「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因而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集团、社会集体、阶级、氏族、家世等等，都是他经常变换使用的具体概念。他十分重视中古历史上不同集团产生的各不相同的重大作用，认为：历来史家「颇忽视社会集体之关系，则与当时史实不能通解」。

其三、时间空间坐标法。

陈寅恪曾向学生提出「以时间、空间、人事之法治史，或曰时间、空间之法」。他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先确定『时』与『地』之交叉点，犹如解析几何之直角坐标」。学生说他：「凡要建立自己的论点，必先从时间、地域、人物和有关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尽量搜集有关资料，以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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