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爱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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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经爱情诗蕴含丰富的社会学价值。

诗经的爱情诗，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当时的婚姻制度以及其追求婚姻

自由的良好愿望。 1、反映了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中国社会从母系氏族开始，至周代中国便建立了以男性为主的父系社会。从国风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宗法制度下的女性，古代社会给予妇女的，是一个既狭小又苛刻的生活空间，妇女生活在那个时代，也无怨无尤地克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可以从《诗经》中，了解古代女性的真实生活，包括其社会地位、社会权力、标准形象、婚姻状况„„。 古代女性的地位，并非由于先天的特质，而是由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文化所塑造而成的。《诗经》中有

许多关于女性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心理，以及对女性的要求。《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回娘家去看父母之前还得把内衣、外衣都洗完才能走。虽然表现的是古代男耕女织的生活情状，但采桑织布浆洗做饭哺育子女成为古代妇女的全部生活。关于古代女性的工作和生活，以家庭为主，其工作自然与家庭息息相关。《豳风·东山》写妇人洒扫屋室，等待丈夫归来。 在宗法时代，子嗣代表生命的延续，多子多孙成了众人的期待，而女性便被付予了生育的责任。《周

南·螽斯》也借着繁殖力惊人的螽斯，作为子孙众多、家族兴旺的象征。《周南·桃夭》全诗更藉由结实累累的桃实，暗示女性的生殖能力。子嗣的观念，成为女性的责任与压力，也成为她是否受到肯定的评定标准。 2、反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婚姻的规范与限制和男权统治下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 从西周开始，随着各种礼仪的制定和逐步完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渐渐纳入礼仪的规范，婚姻嫁娶

当然也不例外。在《诗经》时代，国家设有专门管理民间婚嫁之事的官媒，《周礼·地官司徒》说：“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应为当时男女婚龄的规范，《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反映父母之命、媒说之言对婚姻的规范。正是由于礼仪的限制，使一些青年男女在选择恋人和爱人时不能完全自由，因此发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愤怒呼声和无尽哀怨，正是由于礼制的加强，使青年男女在恋爱时就多有顾忌，不敢光明正大，害怕被人发现，感叹“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东周以前，人们实行的是群婚制，野合婚对偶婚。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出现便形成了

一夫一妻制。马克思也指出：“家庭在萌芽时，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对抗，这些对抗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地发展起来。”⑥ 父权一旦确立，他们为了自己的财产得到合法的继承人，需要结婚生子，为保持纯种子孙，对女子独占。就要求妻子绝对忠贞，另一方，男子为了无限满足自己的性欲，又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这样的男权至上，对于女性的平等、自由，婚姻的幸福是一种扼杀和摧残。《谷风》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的贫困和经过辛勤劳动而逐渐富裕完全符合当时“三不出”中的“前贫后富贵不去”。然而，结果恰与其相反。《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回到家中，不但不被兄弟所同情和理解，反而“兄弟不知，口至 其笑矣。”只能告诫后人“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都充分说明男权统治下的婚姻制给妇女带来的悲剧命运。


3、表现古代妇女对婚姻自由的追求

诗经时代较少婚恋的禁忌，生动地再现了他们相恋相爱的世俗生活。这里有男欢女爱的千古绝唱，有

恋爱过程的悲喜感受，有对桎梏纯真感情的社会环境的揭露。 《关睢》一诗，是男欢女爱的千古绝唱。关雎河畔的窈窕淑女便伶伶俐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地

占领人们的思维空间，“今我来思”的“霏霏雨雪”也悄无声息钩起游子缠缠绵绵的乡愁。如果关关的鸟叫真能把我们带入两千多年前那个洁净质朴的时代，霏霏的雨雪真能让我们追忆起依依杨柳的悲哀。这里有《诗经·葛生》真情的独白，还有《诗经·桃夭》美与善的统一，但在诗经国风中，最重要的内容还是妇女对婚姻自由的向往。 古代女子，对于寻找归宿，是极为迫切的。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如《召南·摽有梅》即道出

了女性及时未嫁的恐慌。然而，女性一旦出嫁了，是否保证从此可以安然栖身？当然是未尽如此。古代女性是受制于男性的，男子喜新厌旧，女子终而见弃，这是古代社会常见的悲剧。如《王风·君子于役》中，丈夫行役在外，全家糊口的重担，全落在妇女身上。最令人感慨的是《卫风·氓》讲叙了一个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故事。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氓》中言：“女殆痴情者，未免一误再误，至于不可说，转欲援情自戒，则其情愈可知矣。”裴普贤更明言：“这已显露男方的刻，女方的温顺。”《谷风》是一个被遗弃的女子汇聚沉痛诉说自己不幸遭遇。《鄘风·柏舟》是一首反抗家庭干预，要求婚姻自主的诗，诗以行船河中起兴有顺流而下，势不可反的意味。次写已选定的配偶形象，最后表示到死不改变主意，怨恨母亲和老天不能体谅自己。王静芝《诗经通释》标明为“节妇自誓之诗”，诗中女子眺望着柏舟的漂流，承受着多方的压力，尽管年华流失，仍苦苦地坚守着爱情。 在那样的年代里，妇女在婚姻的坟墓里，感受的痛苦，渴望获得真正的爱情，更多在幸福爱情生活中

的女性，更是古代女性对爱情生活的最高目标。 （三）诗经爱情诗还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文学要反映一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可以透过诗经爱情诗，找到一点诗经时代的文化味道。 1、根植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随着中国农业史的发展，使古老的中国人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可靠的食物

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根植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经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体现在思想感情上浓郁的乡

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形式、写作目的和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 国风中的婚姻爱情诗中处处散发着各地乡土的芬芳。《关睢》描写一个男子在河边遇到一位正在采摘

荇菜的美丽姑娘，极为爱慕，思求不已，以至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并想象迎娶姑娘成亲后的美好生活。写的姑娘采摘荇菜的生活场景。《召南·野有死麕》写一对山村男女相会野合的诗，男子是位狩猎的能手，获鹿获獐以后，用白茅捆裹，作为礼物送给女子，双方均心怀求偶之意，一拍即合。恋爱中人用猎获之物作为信物求合，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桃夭》中用来比喻女子貌


美的桃花，《木瓜》中用中用为感情信物的木瓜，《摽有梅》中有来暗喻盼望意中男子的梅实，处处都浸透着浓郁的乡土情趣。 2、蕴含浓厚的宗教伦理情味。

源于原始社会以来宗教血缘关系的浓厚宗族意识，形成了周人最重要的伦理观念，内化成周人最真挚

的社会情感，植根于故土，情深于亲人，并升华为爱国。《诗经》中有大部分诗歌，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于和妻子的相亲相爱，对父母的孝敬。如《邶风·燕燕》写卫国国君送别妹妹远嫁南国的情景，表现对兄弟、对家乡的留恋。还有《卫风·柏兮》：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写她的丈夫多么英俊，是全邦内的杰出人才，这一夸赞叙述，显出妻子对丈夫的倾心、钦佩和自豪，

自从丈夫离开后，自己整天愁容满面，无心打扮，生活失去了乐趣，连老天爷也给她作起对来，一切事与愿违，但她仍然心甘情愿去想。 《毛诗序》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易风俗。”可以说，诗经如果不是有那样的浓厚的人伦情味，绝不会有美教化的功能。 3、彰显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文学即人学的精神传统以及以人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使诗经充满浓郁的人情味。举

凡国风中的爱情诗，在外征夫途中跋涉的风尘形象，家中操劳思念在外丈夫的凄婉情绪，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 民间的歌，唱出的是百姓心声，唱出的是对生活真实的体验和实实在在的道理，它的动人之处就在于

它道出了凡胎肉身的我们都能体验到的人生经历和道理。这便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总而言之，《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

神话，《诗经》中，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国风中的作品，更多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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