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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陈言务去——文需载道,书需传情
文/许贤旺
著名学者蒋勋在《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中认为:语言作为一种重要形式,对于文章增色,功用自然妙不可言,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过分雕琢、“强赋新词”的语言,有时候却会遮蔽了“道”,掩盖了“声”——辞藻华丽的“骈文”,便有此之嫌。
所以,对于文章的评判,我们往往从这些标准来看:“文以载道”,“言为心声”——言之有物、真情实感。一篇文章如果做到了这些,往往就是一篇好文章。
从流传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苏轼的评价来看,一方面,他认为文学在魏晋到唐以前这段时间是衰落的,另一方面,他觉得韩愈重新建立了古文的传统。那究竟文何以衰?文又何以起呢?苏轼所说的文之“衰”主要在于东汉、魏、晋等八个朝代之久的文风重形式轻内容的弊病,文之“起”主要是对韩愈为文之道的赞誉和肯定,这个评价无可厚非。
唐代之初,文学的生命力虽然也在蓬勃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除了诗便是散文的成就:唐诗在诗体、诗风上有了新的突破,初唐四杰各领风骚,境界为之一新。唐初时候,由于奏疏章表多为散体,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辞藻、韵律的束缚。但是,唐代的散文,仍囿于自身的桎梏,骈体仍占主要地位,在对仗、用典、声律上,仍然极大地承袭了汉代散文的特点——讲究对仗、多用典故、注重声律。
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文学发展上,显得十分重要。柳宗元与韩愈一起,以身作则,在自己文章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极力倡导“文以载道”“文以传情”“陈言务去”,字里行间,或明理,或抒情,或写物,几乎没有堆砌陈词,堪称典范。韩愈、柳宗元一方面批判继承了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论,一方面对儒道进行新的梳理整合,同时也提出了很多革新传统观念的新解,并且在形式上还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如此这般,“文以载道”便有了实践的意义,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我们会思考:为什么到了相对开放的唐代,散文风格仍然有一段时间在沿袭汉代文风,而且显得比较“刻板”呢?基于一点:讲究对仗用典与声律的文章,往往能出口成章,便于传颂。比如,我们读到《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时,一定觉得朗朗上口,十分适合诵读,它是符合典型的骈文特点的。上下句对仗也十分工整,当我们谈到“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说到“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虽然顺口成章,这种效果不亚于“成语”,但是,我们又是否真正明白它的意义呢?往往我们所
理解的意义是从文学家那里鉴定出来的意义,而字里行间的真正意义,我们又是否真的领悟,或真的在意呢?一些骈文为了突出文采,不免有堆砌辞藻之嫌。著名学者蒋勋在《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中提到:“文学到了出口成章的时候,其内容本身被思考的可能性会被降低。”“语文最基础的作用是表达内容,而不是美。如果完全为了美,最后连内容都表达不清楚了,那是有问题的。”
陈言务去——文需载道,书需传情!在《蒋勋说文学: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中,蒋勋对古文运动的评价十分中肯,分析也很透彻,从中我们可以感到受:唐代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做到了“文以致用”,表达现实,影响生活,传播思想,使得散文的领域开辟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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