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读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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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读书方法

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

(1)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

(2)温故而知新。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象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3)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顾炎武自督读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

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毛主席怎样读书？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

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一带向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


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 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认真地学，反复地读

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书、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讯，五真正十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 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十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作了批注和勾划。

不动笔墨不看书

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

因读书而“死了”很多次的冯玉祥

冯玉样(1882——1948年)生平读书十分用功，他当士兵时，一有空就读书，有时竟彻夜不眠。晚上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就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书。冯玉样担任旅长时，驻军湘南常德，规定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样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 门上字牌换成“冯玉祥活了”。冯玉祥对不遵守时间的人深恶痛绝。1927年，因为汪精卫不守会议时间，开会经常缺席、迟到，冯玉样一怒之下，编成一副对联送给了他：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当年冯玉祥有个军事顾问叫乌斯马诺夫。他特别喜欢打听西北军的事情，还常常缠着冯玉样问这问那。开始问一些西北军的一般 情况，渐渐涉及行敌的人事安排。这天乌斯马诺夫又向冯玉样问一些事，冯玉样不悦地说：“顾问先生，你知道在我们中国，‘顾问’两个宇当什么讲吗?”乌斯马诺夫摇了摇头： “不知道。” 冯玉祥告诉他说：“顾者着也，问者问话也。顾问者，就是当我看着你，有话问你的时候，你答复就是了。”抗战时期，冯玉祥居住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当地多为高级军政长官的住宅，普通老百姓不敢担任保长，冯玉样遂自荐当了保长。因他热心服务，颇得居民好评。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冯玉样身穿蓝粗布裤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冯玉样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 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地说：“你还干过什么?”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 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侯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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